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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
各自一方。
啊……
别离的情景历历在目，
怎能不伤心，
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那天晚上，只因为害怕黑夜里的孤独，陈素英和毕胜利彼此相伴，相互倾诉着自己的心事，从而获得心灵上的一丝抚慰。也不知什么时候，两人相拥而坐地睡着了。
醒来时，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
“天亮了，”毕胜利揉揉双眼，抬头望向窗外，心里似在琢磨着什么，忽然对陈素英说道：“我想，……我们应该回城了。”
“好，今天就走！”陈素英回答得异常干脆。
在两人做出私自返城的决定时，往昔八年里所有的理想、信念和誓言，竟在那一瞬间像玻璃瓶似地破碎了一地……
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1968年**的最高指示，而告终于1978年云南知青“我要回家”的振臂呐喊。对陈素英和毕胜利那一代的青年们来说，可谓是“十年一梦醒，青春已不再”呀。实际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现象，到了1979年形成了知青返城大浪潮，它的实际情况更为错综复杂，也就是各种社会矛盾积聚后的一次总爆。对此，国家领导人***曾经说过：“我们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下乡插队多年之后，大批知青才得以返回城市，可眼下的生活又将是怎能样的呢？陈素英和毕胜利虽然返回了南疆市，但他俩却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因而生活仍然没有着落。回城两年以来，陈素英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到处去找临时工的活儿干。她既不怕吃苦，也不怕劳累，只求自己养活自己罢了。那真是一种做人抬不起头、挺不起胸的艰难日子，这种受尽委屈的记忆让她一辈子都刻骨铭心而无法忘却。
整个上山下乡运动，先后共有17oo万城市知识青年加入此行列。而1979年2月，当8oo多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返回城市时，他们的就业问题便成为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就在当月，**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指出：“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尽管这项政策要真正落实尚有待时日，但对于只能靠自食其力的返城知青来说，则是时不我待的。为了争得吃饱饭的权力，毕胜利做出一个在当时并不合法的决定：上街头摆摊修理自行车。这个选择虽出于无奈之举，但却证明他是一个愿意凭借自己双手而过活的有志者。
从陈素英和毕胜利一起下乡插队至今，整整八年过去了，他们终于回到了南疆市。彼此的相遇、相识和相知，让那埋藏已久的爱情之火猛烈地燃烧在两人的心头。尽管他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但已经没有什么障碍能够将他俩分开了。1982年春节，已有三、四个月身孕的陈素英和毕胜利举行了一个十分简朴的婚礼。同年八月，陈素英生下儿子毕小宝。孩子需要奶粉和保姆，而这些都需要花钱，若只靠丈夫摆摊修车的那点收入，根本无法摆脱家里贫困的窘境。恰逢此时，社会上允许人们当个体户做生意。这真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好消息！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陈素英在满月不久后，便到和平菜市场申请办理了一本临时个体营业执照，摆摊卖起了猪肉，从此也成为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个体户。在当年的知青中，有人上了大学，有人进了工厂，有人当了兵，绝大部分人都有了一份可为之努力的事业。而对于返城知青陈素英来说，她深刻地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人，先得活下去！如今她成为一名个体户，自食其力，能够过上“日求三餐，夜得一宿”这样低要求的生活，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为了这个三口之家，她乐意与丈夫一起同甘共苦，忍受着暂时的贫穷和困顿。她没有更多的奢望，只求能多挣点钱，得以养家糊口。带着这个简单的梦想，他们每一天都在为之而努力奋斗，期待未来能过上好日子、好生活。这就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全部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