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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职责所关,理当顾问,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则已成中外属望的重臣,国有大政,往往密旨谘询,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复奏尚未到京,崇厚丧权辱国的真相,已经纸里包不住火,清流无不愤慨,王仁堪一马当先,盛昱继起抨击。不久崇厚回国,到了天津,不敢回京。
沈桂芬是荐主的身份,自然关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见面,问起经过,崇厚自己也知道错了。
事出无奈,只好抢着先发了一道上谕,却还不愿指他交涉办得荒唐,“欲加之罪”只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议处,并着开缺听候部议。”
至于“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
头一天发了上谕,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进京,在宫门请了圣安,随即回家,闭门思过。
再下一天,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气冲冲地赶到总理衙门,说依照万国公法,没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这样子做,是对俄国的侮辱。
这一次是董恂接见。听得凯阳德的抗议,大为诧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办你俄国公使的罪,何劳质问?
不过他当了多年总理衙门的“管家婆”,应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脸、不作争辩的诀窍,所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据说国际交涉上是有这么一种成例。
幸好,还有托词。
“贵公使误会了。”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本国办崇厚的罪,是因为他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
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正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
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
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
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