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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选材典型性和艺术性的把握。
受此主题影响，作者在具体塑造圣经人物时，调用想象、夸张、心理描写等艺术手法，有考虑地选取事件，组织传记情节，对事件因果的解释也纳入同一主题思想范围内，造成对人物道德伦理层次的忽略，更多强调人物是否忠于耶和华。
在大卫的传记中，他霸占拔示巴、杀害乌利亚是严重有悖人伦的，但因为他始终忠于耶和华之约，《旧约》作者对该形象并未做出过多批判，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他的悔改，耶和华在他活着的时候赐福给他。
《旧约》中还有多个人物，在与异族的战争中，或者在与叛教者的斗争中残暴杀死敌人，动辄千百，比如雅各众子杀死示剑居民为妹妹复仇。
摩西与利未人为维护耶和华的权威而杀死拜祭金牛犊的以色列民，等等。
如果按照当代的道德标准来看这无疑是非人道的，但《圣经》对此却持肯定态度，赞扬了他们对尊严与宗教的忠诚。
对此读者应考虑到《圣经》的写作主题，站在犹太历史观和文化价值观立场做出解读，从而领会作者声音的存在。
《圣经》一直被认为是神的话语记录，其中的人物被置于神的光环笼罩之下，命运被神所主宰，人成为神的仆人。
但是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圣经，《圣经》并不是如神学家所言是神的独角戏。神与人物的关系是辩证的、双向的，在人走向神、虔信神的另一面，人对命运的反抗，人主动向神的靠近，人独立的欲望，人与人的斗争，人和自我的矛盾等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大卫是《旧约》中塑造最饱满、最成功的一个，关于他的传记资料在《撒母耳记》、《历代志》等书，以万言长篇淋漓尽致地塑造出一个完整、复杂而生动的文学形象，给人以真实感与审美感受，仔细品味，余味深远。
他身上兼具了一个政治家、国王的优秀品质和复杂性格，英勇善战，治国有方，却对子女疏于管教，酿成惨剧；他仁慈宽厚，以德报怨，几次放过欲置之于死地的扫罗，但又阴险狡诈，临死交代所罗门除掉对他不敬的示每等人。
他虔敬上帝，以信立身，时刻以耶和华的意志为准，但他又因个人****而霸占拔示巴，并残忍杀害乌利亚，犯下重罪。同时，他又是一位亲切感人的父亲，尽管押沙龙叛逆作乱，听到其死讯，真情流露，再现了一位挚爱儿子的父亲形象。
如果从传记角度重读《圣经》，以人物的视角完整地、更加贴近人的生命书写，可看到在神的阴影中人性的丰沛和跃动。
人不再是任神左右的木偶，他们的每一次选择，不论错与对，都勇于承担并不懈为生存而昂首荒野与废墟。
犹太人作为立于人神关系交合点的选民，承担了神最厚的恩赐，也背负着最深重的苦难，他们正是整个人类命运的浓缩。圣经人物的生平经历正是以个别典型来反映整部民族历史、人类历史的书写方式。
《圣经》采取传记的写作方式，不仅写出了犹太民族的发展历史、基督教思想的形成历史，更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写出来一部人类灵魂发展进化史，探索人类心灵。圣经因此更增加了情感上的力量和审美上的人文意蕴。
《旧约》记载了犹太民族自民族起源到大流散时期的历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民族文化习俗、法规等。
除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资料，《旧约》还真实地展示了三百多位人物的生平事迹，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其中有带神话史诗色彩的英雄和先知，有以历史文献记载为依据的民族领袖和君王、先知等，也有许多无名的普通民众。
“三王传”通过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三位国王的生平生动展示了犹太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王国时代，以大卫王与其周围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了宫廷内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这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史传作品。
《圣经·旧约》叙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场景作为传记事实，在以人物的生平作为历史记叙线索的同时，塑造出几百个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的人物。
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这些人物及其故事又成为整个西方文艺创作的养料，催生出大量以之为原型的艺术作品。
《圣经》中，作者对出场的人物一般会说明其来自哪个支派，其祖先为哪一位。最后也往往会交代他的结局，活了多少岁。
以撒母耳为例，作者介绍其父亲的家族，“以法莲山地的拉码琐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
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之后，作者描述了撒母耳的出生、童年和蒙召，其生平事迹联结了犹太氏族社会向君主政治过渡的两个时期，撒母耳其人在这场重要的历史变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3节提到撒母耳之死，“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这样人物的一生比较完整。
《圣经》中生平资料较完整的人物不在少数，从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英雄摩西和撒母耳，君王所罗门以及新约中的约翰、耶稣等都有非常完整的生平记述。
其他主要人物，如扫罗、大卫，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其出生状况，但从幼年、青年到晚年，其人生重要时期的事迹都做了完整描述。
先知中的以利亚、以赛亚、以利沙、耶利米等，一些次要人物如撒莱、利百加、亚伦、押沙龙等生平资料也相对完整。对于未完整交代生平的人物，作者则选取了典型片段来塑造该人物的个性特征。
如士师参孙的故事，作者主要选取了他与非力士人的矛盾、与大利拉的关系以及最后推倒殿柱与敌人同归于尽等事件，有力地烘托出他勇猛、冲动的个性。
即便在《圣经》中只出场过一次的人物，作者也能抓住其性格中的典型性，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形象。比如所罗门断案故事，那个婴儿的母亲宁肯放弃自己母亲的资格也要保护自己孩子的生命，伟大的母爱亲情令人感动。
诸如此类的《圣经》人物不在少数，正因如此，《圣经》才能把本民族、本国家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伟大人物和杰出英雄的真实形象和丰功伟绩雕刻在自己民族的人物画廊上，镌刻在亿万人民心灵中，从而构成民族精神的不朽象征，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圣经》叙事采用了各种文学手法，有大量的比喻、意象、夸张、对话、讽刺等修辞技巧，也有对神话、传说、诗歌、预言、民谣、谜语等形式的采用，这些艺术手法对塑造人物形象、建构精彩的故事情节、营造社会背景等有重要作用。
此外，在为同一个人物写传记时，由于作家观察人生的角度不同，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不同，会导致实际创作中对事实材料的取舍、布局标准不一，造成传记叙述结构、艺术风格不同，最终写出不一样的传主形象性格。
圣经是一部具有“灵魂的深度”的经典，它被誉为“灵的文学”，正因为它并不是一部基督宗教用来进行神学说教的、贫乏枯燥的工具，也不仅是希伯来民族历史的简单记录，它用对人进行特写拍摄的文学手法——人物传记来表现犹太人的生活，表现犹太人对生活的认知，其中包括犹太人的民族身份与民族精神的形成，价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审美情趣等。
圣经虽然从总体编纂上来说具有绝对神权政治色彩，反映出以上帝的意志左右圣经历史的历史观念，但在全能的上帝光环之下，“人”作为独立丰满的个体形象矗立起来，让《圣经》看到了人的存在、人性的真实与完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