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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李鸿章，是个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的人，而他的性格特征，恰恰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现实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他崇尚四点：
第一是“拼命作官”。李鸿章自称其“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为此勇往直前，绝不后退半步。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甚至还是给人以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的良好印象。说白了，只要是能够升官，他可以不顾一切。
第二是“不学无术”。李鸿章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所谓“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如果他还能够有个安静的晚年，对此他自己就会有所省悟：到时候他会唉叹，那就是该“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
第三是“恃才傲物”。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他开始了心态畸变，飘然欲仙。暗自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不过，他也是第一个敢对盟友表面极端奉承，却是私下怠慢的人。
第四是“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朝廷新秀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已经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开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曾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先是在他所控制的忠义救国军水师，继而在相当的范围内，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鼓吹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不傻，他看出来了满清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但他仍然要“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与清廷是要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将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幻想着要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而清廷到时候则将把他誉为华夏栋梁，“无鸿章，无清朝”，这就是他的毕生理想所在。
在与俄国人频繁的接触过程中，从盟友那一贯不可一世的气势上，再回顾起以往堂堂天朝上国的屡次颜面扫地，他痛感由于中国国运之积弱，难以令人在世界列强、甚至是盟友的面前挺直了腰板说话，他以为，“国权随国势为转移，非公法所能钳制。”他深知洋人是向来“论势不论理”的。有鉴于此，他感到，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满清即使侥幸打垮了太平军，也是无法和背后虎视眈眈的列强去争夺于疆场的。尤其是潜伏在身边儿的这头俄国熊。
因而，对于慈禧太后的引狼入室，他非但没有任何的责难，反而给予其理论上的完善，“曲线救国”之外，他还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刚刚接受了的西方均势思想相结合，把慈禧的政策奉承为“以夷制乱”，最终达到“以夷制夷”之上上策。一力赞成不惜在权益上对俄国盟友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实现振兴大清朝的凤愿。
他认为眼下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在任何一个角落都不遗余力地宣扬必须俄国人学习，向所有西人学习，要广为举办洋务新政，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以求“自强”、“自立”。但是，与此同时，他却极力排斥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也正因为如此，李鸿章这次有机会能协同议政王奕忻创办洋务，不到两年的时间，官督商办的建成、在建和新创建的就有天津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天津制造总局、津沽、京津铁路、直隶省磁州煤铁矿、山东峄县煤矿、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三山铅银矿、保定枪炮厂、天津机器织布局等军用民用企业。拿了满清工业发展史的不少个“第一”。
也正因为如此，他博得了议政王奕忻对他老黄牛一样实干家行为赏识的同时，更是博得了他的主子，帘子后面的慈禧的大加赞叹，真是“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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