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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之治然也。这一点,想必刘校尉不会反对吧?”
刘鼎摇摇头,表示自己不反对。
安史之乱,是大唐从盛世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原本富饶强盛的大唐,在一夜之间,成了百病缠身的风烛残年。这一点,已经不需要多做叙述。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就是不折不扣的武人,他原本就是胡人,粗鲁野蛮,却深得唐玄宗的喜欢。当初玄宗好大喜功,不断在边境发动战争,以表示天朝上国的强盛,因此在边境上连续设置了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十个节度使,委任统军大将以兵权和财权,其中又以安禄山的兵力最为强大。
固然,这些节度使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维持了唐朝边境的安定,使得开元盛世在天宝年间得以延续,但是,节度使制度带来的弊病,却是致命的,巨额的军费开支,消耗了唐廷的财政储备,使得中央军兵力越来越孱弱,节度使军队远远超过中央军,最终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地方节度使不但有兵权,还有财权,他们可以不受限制的扩充军队,迅速的形成了最早期的藩镇。
杨国忠虽然被后世屡屡骂为奸贼,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却还是很有眼光的,他极力主张废除节度使制度,将节度使的兵权和财权都收归中央,只不过,杨国忠采取的政策过于激进,而且大部分措施都是出自私心,执行起来自然远远的偏离了初衷,非但没有削弱安禄山的实力,反而迫使安禄山更快的发动了叛乱,将大唐推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安史之乱都给大唐前所未有的重创,导致这个昔日的巨人始终无法复原,原本被大唐逐渐镇压下去的异族势力,也借机积蓄力量,乘势而起。在安史之乱后不久,吐蕃人就连续三次攻破长安,将人口财富洗掠一空,其余的党项、回鹘、突厥、契丹势力都随机崛起,尤其是曾经被反复消灭的突厥人,也利用这个机会,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主动和唐廷修好,利用唐廷的力量,处心积虑的壮大自己的实力。
安禄山之后,唐廷对于武人非常的敏感,对朝廷中的武将非常的忌惮,皇帝一方面要借助武将来镇压地方藩镇,但是又要小心翼翼的防止武将势力过大,威胁到朝廷的安全,因此政策屡屡反复无常,最终是劳而无功,到最后,皇帝干脆想到了新的办法,那就是借用胡人的力量来维持朝廷的安全。地方有叛乱,不是朝廷出兵,而是请胡人出兵,但是胡人出兵,是要讲条件,讲利益的,例如当初回鹘出兵,朝廷就是以洛阳的上百万人口作为酬劳的,现在这些人还悲惨的生活在庞右道的河西走廊,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相对于胡人的迎风而起,唐廷内的武将却是越来越凋零,镇压安史之乱的大功臣,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以及后来的李晟、李愬、王叔文等,先后都被解除兵力,归家养老。无论他们本身有多么杰出的能力,有多么洋溢的才华,在这片黑暗的土地上,再也没有施展的机会。
朝廷积弱,地方上的势力自然越来越强盛,他们吸收人才,招兵买马,训练军队,侦察地形,蠢蠢欲动。地方武人势力越是炙盛,唐廷对于武将的猜忌就越深,而对于武将的猜忌越深,越导致唐廷无法有效对付地方武人,这似乎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谁也没有机会破解,只能一步步的走向深渊。
王博是典型的文人,固执的认为是武人的野心导致了天朝上国的沦陷,因此顽固的不肯给武人崛起的机会,尤其是好像刘鼎这样的野心分子,但是情势变化,出乎意料,最终,他还是不得不让刘鼎掌握了舒州的军权。事实上,就算他刘鼎不崛起,贝然清、贝丹山等人始终也会崛起,在这一点上,刘鼎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让步,既然要有人称为地方霸主,那还不如让自己来的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