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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刚刚开口，却不了已经被自己一方的其他朝臣打断压了下去。原来却是虞世基和萧瑀都忍耐不住了，齐声开口说道：“且不论奸商可否管制。纵然假设可以管制，但是若朝廷改关税为种植税，一旦茶叶卖不出价钱，全部都积压在农户手中，农户又何来钱财完税？茶商知道情形之后，岂有不故意故作囤积之态，诱使农户纷纷贱价抢售以完税？如此，岂非朝廷做了茶商帮凶，把茶叶难售的风险从茶商身上转嫁到了农户身上，如此岂是朝廷长久之良法？”
这一论点抛出来之后，柳述不得不彻底哑火。也难怪虞世基和萧瑀急了，主要是他们代表的都是江东系的官员利益，不比柳述裴蕴元衡这些关陇老门阀。茶叶的种植都是在南方，如果征收种植税，那是妥妥地把全部风险和完税压力压到了南方的农户身上，而北方的行商就可以彻底逃脱风险，所以余杭人虞世基和常州人萧瑀怎能不据理力争呢？
双方唇枪舌剑再战半刻，**的反对声逐渐被越压越低，最后只能死守着一个“工程浩大，钱粮靡费”的由头反对修运河，以及与修运河配套的系列政策，至于别的点，都已经丢光了。
“够了！如此吵闹，成何体统！”坐在御座上听得心烦的杨坚，终于开口喝止了群臣，静了一静，才点名找工部尚书杨达问：“士达，你倒是算算，若是疏浚拓宽山阴渎邗沟故道鸿沟故道等古河道。所需靡费人工钱粮，当计多少？”
杨达是杨坚的远房堂侄，他还有一个亲哥哥杨雄是宗正卿右翊卫大将军，爵位观德王。不过杨达自己却没有郡王封号，只是在朝中做官而已，他从开皇十五年起便担任了工部尚书，如今对于工部的业务也算颇为熟悉。听了杨坚垂询，当下也不合计，就把此前盘算好的数据如实上奏：“回禀陛下，邗沟山阴渎故道，若要修葺，需每期各发20万正丁力役，按朝廷制度，重役年份服徭役六十日，则每两月一轮换，预期一年可成，即共计4～6期。如此，总共有200万丁次。鸿沟故道沟通黄淮，历程比之邗沟更长，故分段修葺工期可不变，但力役更需倍之。再有根据朝廷成例经验，力役修河工六十日，则计较征集往返途中并重力劳作时口粮增耗，百姓需比无徭役年份多负担三个月口粮。”
折算一下，修较短的江南河和邗沟，各需要100万正丁苦干60天。鸿沟需要200万正丁60天。如果三段一起修，那就是400万正丁。在如今开皇十九年整个大隋朝才八百多万户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情况下，这个400万正丁那就相当于是全天下都要两户一丁地抽徭役了。
考虑到这种活儿还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异地征发徭役，因此若是只从两淮二十州与河南江东的沿河州郡抽丁的话，总共才三十多个州，才占大隋117州的三分之一。考虑到这些州郡还不是最富庶人口稠密的，那么压力就相当于每户出两个丁或者说在每户一丁的情况下把服役期延长到四个月。如果那么干，妥妥地一年农时就没了。
所以，运河的工程肯定要分好几年完成，关键是究竟分几年的问题。便是历史上隋炀帝登基之后，黄河以南的三段河道也是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完成的，饶是如此，看看炀帝一朝的哀鸿遍野，就知道还是用民过重了（当然炀帝同期还有东都和一水儿的宫殿龙舟工程）。
杨坚是个节俭的皇帝，听了杨达抱出来的数字远比当年的广通渠高了好几倍，也是心惊不已，只能转过去问民部尚书韦冲，民部方面能够筹措的徭役规模有多大，来年朝廷可以承受多大的税粮减免——按照大隋法度，平时百姓一年应当无偿为朝廷服徭役的期限只是20天。如果要延长到60天的话，依法这些超期服役的丁口当年就可以免除税粮了。这对于朝廷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相比于工部尚书杨达的专业，韦冲这个民部尚书显然是半吊子——谁让他去年还是幽州总管，跟着汉王打高丽的厮杀汉呢？若不是原民部尚书斛律孝卿今年刚刚病死朝廷又觉得韦冲在征讨高丽失败后不适合继续镇边带兵，才把他平调撸到民部尚书位置上的。如今屁股还没坐热几个月，就摊上了这么复杂的政务。
“陛下……若是按照减400万正丁的粮税，粗粗来算，朝廷至少要减收800万石粟米。”
隋朝初年乃至北朝时期，虽然名义上沿用了汉制的“三十税一”，但是实际上因为计算的不便，都是按照均田制来折算应税粮食的。每个正丁朝廷“假设”他能够种七十亩田地，所以七十亩中田的理论产出折算税率后便为四斛（南北朝及隋唐的斛是五斗）即两石粟米。至于百姓实际上有没有这么多的田可以种，朝廷是不管的。所以400万正丁免税一年，就是简单直白实实在在的800万石税粮。
杨坚觉得有点坐不住了。这个办法要推行下去，除非有大臣自告奋勇请命，能够把预算减下去，不然如何做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