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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过被噎的够呛，这才发现这些混迹官场数十年的大佬，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对方只是轻轻松松一句话，就把自己接下来的话堵住了。
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刘过越发小心，对接下来要说的话也是斟酌再三，才缓缓道：“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确实是我朝的祖宗家法，可是在理解这句话之前，我们先要了解祖宗制定这个规则的原因，祖宗是因为害怕后来人君独断专行，阻碍言路，不利于国家发展，所以才自定这条规定的，可是我们却用这个规定给杀人犯推脱罪行，可就不是祖宗的本意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开宝九年，太子洗马郭思齐因为贪污被太祖下令处以极刑，可见一旦触犯国法，祖宗对士大夫也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刘过后面这个例子耍了个心机，宋朝以文治国的国策虽然起源于宋太祖赵匡胤，但是正式确立已经是宋太宗时候的事情了，对文人的各项优惠政策真正完善和发挥到极致也是宋太宗以后的事情，刘过现在却举了一个宋太祖时候的例子来证明“祖宗”也是杀士大夫的，有点儿耍赖的嫌疑，可是宋太祖赵匡胤因为是开国帝王，是所有祖宗里面最有地位的一个，其他人又不好反对说他做错了。
刘过此言一出，果然别人不知道该如何反对，但是要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太久，刘过执意要杀王肇，那就是治贪了，在这个时代，当官的能有几个是干净的，大家最怕就是拿这方面的问题说事，而且是处以极刑。众位大臣就算是为了自身考虑，也不得不反对对王肇处以极刑。
所以刘过只是简单的提一句，话题立刻转移到“杀人”这件事上。刘过接着道：“我大宋律法中有杀人偿命之说，先帝也曾言‘人命至大’，王肇为了一己私利，以极残忍的手段杀害前清丰县知县苟道梅，又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威逼吴琅非杀害清丰县常平仓附近五十六名住户，这种人神共愤的行为，显然是不被法律和历代祖宗的家法允许的。试问各位大臣，如果不给王肇处以极刑，以后各地的知州、知府、乃至知县以及路一级的官员，因为下属不听自己的话，就派人将他杀害，试想我大宋将会成怎样一个大宋，那国家还能长治久安吗？各位的子侄、后代，还有人敢当官入仕吗？”
“再说，王肇为了掩盖自己贪墨常平仓储粮的罪行，将有可能知道真相的五十六名无辜平民杀害，这件事已经引起了老百姓极大的愤慨，如果我们不能给民做主，还老百姓一个公道，老百姓就会说：‘朝廷的官员都是官官相护的，’‘朝廷只维护当官的利益，不把老百姓放在心里’，甚至会有人说‘朝廷是当官的朝廷，不是我们老百姓的朝廷’。我们如果放过了王肇和吴琅非，是多救了两条人命，可是失去的却是民心。”
刘过对太皇太后拱了拱手，夸夸而谈道：“一个国家政权能长久统治的基础是什么，不是有多少官、有多么强大的军队，也不是收了多少税收，而是民心，是老百姓对这个政权的信任，唐末为什么会藩镇割据？因为老百姓不再信任朝廷，转而信任各地的长官，如果假使当时老百姓心中都想着朝廷，即便有三二不臣之人，也不可能割地为王。所以……”
刘过环顾众大臣一眼，义正言辞地道，“留一王肇、吴琅非，失去的是老百姓对朝廷的信任，而杀一王肇、吴琅非，挽回的是老百姓对我朝廷的信任，得到是民心。是要失去民心还是要得到民心，还请太皇太后和各位大臣抉择。”他长揖一礼，结束了长篇大论。
众人见刘过把杀不杀王肇和吴琅非都提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去了，哪里还有人敢出言反对，太皇太后见再没有人反对，便道：“既如此，那就按照刘过说的办吧。”
“臣代表天下的老百姓，代表那些被王肇等人无辜杀害的冤魂多谢太皇太后。”刘过拜伏道。
自然这件事完美解决，刘过也不好在京中久留，拿到朝廷对王肇等人新的判决后，刘过去小皇帝赵煦那里打了个照面，便立刻离开东京，往澶州而去，连家都没有回。
刘过第二天赶到澶州，立刻下令将相关人犯带来，当众宣读朝廷对他们的处理结果，并且让人请来澶州城有名望的乡绅代表来观礼，尽量扩大这件事的影响，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王肇是因为枉杀无辜被判处死刑的，可是在宣布他罪行时，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也是主要罪行之一，其他人可不知道给他具体定罪的细节，还以为王肇是因为贪污和阻碍外地粮食进入灾区，以权谋私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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