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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就是铲除租界内的反日、排日报刊杂志。”冯晨说道。
“你要借此机会，取得平冈龙一的进一步信任，这份名单你先拿着，这几家杂志社，最近我先让他们连篇累牍地揭露日军暴行，在你行动前，我通知人员撤退，你去捣毁设备。”安志达从身上掏出一份名单，递给了冯晨。
“志达同志，我看还是算了吧，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地下组织的财产损失也不是个小数目。”冯晨看了看名单说。
“为了你能够深度伪装下去，这点损失值得，再说了，事后，你也可以想办法，帮组织上再弄一些设备补回来。”
“那好吧，我准备大东亚文化研究所挂牌的第二天，来次大的行动，把租界内的军统和中统所办的报刊杂志，包括咱们这三家地下杂志社，全部捣毁。”
“你不提前给王天木透个气？”安志达有点担忧。
“不必要，行动前，我直接给重庆的戴笠汇报，把名单同时发给戴笠，他想保哪家就保哪家，他不表态，我全部查抄。”冯晨回答说。
冯晨觉得，要是给王天木透气，恐怕行动就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
一个星期后，梅思平终于秘密回到了重庆。
戴笠接到冯晨的电报后，在重庆的大小车站、码头，交通要道，都安排了特工人员，密切注意着高宗武和梅思平两人的行踪。
可是，高宗武根本就没回重庆，狡猾的梅思平巧妙地躲过了戴笠的人，见到了汪精卫。
汪精卫看到梅思平带回来的协议后，紧急召集低调俱乐部里的一伙骨干们，在一起认真讨论研究起来。
陈公博仔细看了“重光堂协议”后徒然变色说：“汪先生，这份协议书是哪儿来的？蒋委员长他知道吗？”
“委员长暂时不知。”周佛海替汪精卫回答说。
“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且不知！”汪精卫接过周佛海的话说道。
“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陈公博听后不安地说道。
“公博，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有路可走，我汪兆铭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
我离开重庆，那些人如果仍执迷不悟，那我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
汪精卫耐心地劝说着陈公博。
“公博，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周佛海也劝着陈公博。
“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着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
更何况，这里面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
陈公博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不过，最后他表态说：“汪先生走到哪里，公博会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着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我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就这样，经过反复讨论争吵后，低调俱乐部的这帮人，最终接受了这个协议。
于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按照秘密协议记录中的方案，开始实施汪派要员分散出逃的计划：
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
汪精卫夫妇，托词，12月8日，去昆明、成都演讲，离开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