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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惩处萧建等叛乱首脑，众人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提出，萧建等人犯谋逆大罪，按律当处以车裂之刑，夷三族。也有人反对，萧王吕等士族在徐州支系庞大，如果按夷三族来计算的话，至少也得杀数千人乃至上万人，一下杀这么多人，必将使徐州民心动荡。萧建等人罪不容诛，但至少得控制一下诛连的范围。
刘泽对汉律当中动不动就夷人三族的规定很不以为然，萧建谋反叛乱，他自已是犯了罪，但他犯罪与他的父母何干？与他的子侄何干？与他的母系家族妻系家族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这些人就因为和萧建他们沾亲带故而掉了脑袋岂不是比窦娥还冤？夷族处罚无疑是最残暴的刑罚，它将许多的无辜者都牵连其中，与刘泽一贯奉行的法治思想背道而驰，所以刘泽想也没有想就否决了夷族之议。
陈登有些担忧地道：“谋反之罪，非重典不可治，意在斩草除根以警后人，主公若是只惩处萧建等人而不灭其宗族，难免其族人会怀恨在心将来做出报复之举。”
刘泽坦然道：“萧建犯罪，自有律法惩处，族人并未与之同谋，何罪之有？我想萧氏族人也应当可以明白这一点，就算他们想挟私报复触犯律法，一样要受到律法的制裁。经此事后，我更明白律法之重要性，我计划在徐州范围之内，公布实施《民法典》、《刑法典》，与《禁械令》同时施行，这是草案，诸位先看看，议一议，有不妥之处还可修改。”
《禁械令》在平原时就已经实施了，对于抑制豪强士家有着显著的效果，接手徐州之后，刘泽就一直准备找机会推行这项法令。但他深知，禁械法令对于士家豪强而言，基本上等于是与虎谋皮，冒然推行的话只能遭到各家士族的疯狂反对，甚至陷入刀兵危机。所以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和诛灭平原刘平一样的机会。
萧建等人的叛乱无疑是一个最佳的时机，三大士家败亡之际自身难保，根本就没有反对的能力了，而糜家也已经接受了禁械法令，并主动地将八千武装家丁以陪嫁的名义献了出来。四大豪族搞定之后，无疑给刘泽推行《禁械令》铺平了道路，虽然徐州境内大大小小的士家势力没有上千也有八百，但大多数都是实力较小的中小士家，糜萧王吕四大家族如果接受禁械法令之后，这些小的士家肯定没有一家敢站出来公然反对，禁械法令的推广和实行前景一片光明。
本着趁热打铁的原则，刘泽这次一下子将《民法典》和《刑法典》推了出来，这是他早计划已久的但一直没有机会实施的东西，《民法典》的核心意义在于民众的生命权不再被漠视，任何人在律法的框架之外都不能随意剥夺别人的生命，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刑法典》的核心意义在于律法面前人人平等，真正地实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彻底地打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这个千古陋习。
这两部法典虽然没有否定君权至上，但对千百年来儒家所奉行的那种君权神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些至高无上的君权理念无疑是一种挑战。法治大于人治，是这两部法典的核心意义所在，任何人包括君主都不能逾越法制的范畴，律法是大于一切的存在。
如果还是太平年月，刘泽是断然不敢将这种东西拿出来的，但现在是乱世，皇权已经被削弱到可有可无的地步，许多诸侯的领地之内，百姓也只知道有诸侯还不知道有皇帝，也可这么理解，在徐州境内，刘泽便是这里的王，尤其是平定了几大士族的叛乱之后，刘泽的权力空前膨胀，在徐州可以无所欲为。
但刘泽没有成为徐州土皇帝的意愿，他更愿意把这种权利拿出来分享，将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置于律法的束缚之下。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平等的，或富或贫，或贵或贱，但任何人在律法面前，却又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无权凌驾于律法之上。
徐州士家对两部法典的态度是又爱又憎，爱的是律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穷人那来的财产，这一条简直就是给有钱人量身打造的，有这条律法，他们的财产便可以得到保护，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非法侵占。憎得是世家豪族的特权进一步地丧失掉了，穷人的命也值钱了，生剐存留再也不能由他们任意而为，他们的行为都要受到律法的约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