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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毅的确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作为中央军委常委兼副总参谋长，安毅的权力大大加强了：协助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制定全局军事战略计划、负责总参谋部第四厅这个重要的军事情报机构的领导、监管招募新兵和全军训练的训练总监部、担任陆军整理委员会主任监察委员、负责监督全军装备及军费预算审核。
外界不懂安毅拥有三个看似名义上的监察职务，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很多报纸甚至懒得提及，但是全军将领无不为之凛然瞩目：
包括中央军在内的全国军队，不但调动和驻防需要安毅签字同意，就连装备更换补充、兵员补充、各部扩编、军费申请等等，也必须获得安毅签字同意，否则就算是急得上吊也没用。
深层原因是，本年度全国军费预算的一半，得依安毅斡旋解决，四处借贷；全国军队武器装备的一半，需要安毅麾下兵工厂负担；川滇黔湘鄂豫陕七个省的新兵招募、训练预分配，也全由安毅这个副总参谋长全权负责。
正因为如此，手握实权的安毅在军队中的地位迅速变得炙手可热，要比很多位高名重的军政大员更令人敬畏，谁敢得罪安毅，估计一枪一弹、一兵一卒都难以获得补给，有本事也和各路地方军阀一样自己弄去。
三月九日下午，出席完隆重授勋仪式的安毅，收起一级宝鼎勋章，拖下威风凛凛的上将礼服，来不及出席次日举行的全国童子军校会演大会，赶赴六合大营，设宴招待驻扎在此的川南、滇南五百名童子军学员，与自己的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次日，安毅陪同蒋介石一行，飞抵庐山，出席中央军将领特别会议，视察庐山训练营情况，并为三月下旬与共产党代表的会谈做好准备。
安毅负责的是军事整编事务，与负责政治方面的张群等人一起，为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谈判出谋献策。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再次开始正常接触，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分别在西安、临潼与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张冲举行了六次会晤谈判。
在这其间，周恩来以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多次与黄埔毕业生谈话，并请中共中央派遣黄埔一期生陈赓来西安，共同做黄埔系将领的工作，以利国共和谈的顺利进行。
周恩来与黄埔将领之间的谈话内容，无一例外地呈送到了蒋介石手里，安毅作为主管军事情报的副总参谋长，自然也清晰了解，甚至蒋介石不了解的很多私下见面过程，安毅也获得密报。
初步谈判中，张冲友善地提出红军主力可编成四个师十六个团，另可编成两个徒手工兵师，全军编制共六万人。为使和谈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一心想促成国共合作的张冲还建议中共，最好能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做做蒋介石的思想工作。
但是蒋介石否决了张冲的意见，三月八日派出戴罪立功的贺衷寒飞抵西安，协助张冲，拉上接到蒋介石指示的顾祝同一起，与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再次协商，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形成“八项协议”，其中，属于安毅事务中的内容是：
红军称号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统一指挥，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荐，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其部队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在三个国防师之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
可是，这个协议却因贺衷寒反共心切而改变了内容，变成“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共三万人，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各级的副职也由南京政府委派，取消“民选制度”，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甚至删去了协议中要求马步芳部停止攻击红军西路军的重要条款。
周恩来怎么可能答应这么苛刻的条件？认为在西安与顾、贺继续谈判，已经没有实际意义，要求直接与蒋介石面谈，以期问题的根本解决。
周恩来迅速会见张冲，提出将“三八协议”直接送达蒋介石的要求，否定了贺衷寒的提案，但是表示，两党合作抗日和拥护蒋委员长的方针，不会因贺案而发生动摇。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反复思考之后，决定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安毅也就被拉进来，即将见到十年未见的原黄埔军校政治部周主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