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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没受到过他犀利的文字洗礼的。不少青年读到他的文章都是如痴如醉，如癫如狂，甚至由此走上他本人所并不赞成的革命道路上去。革命党元老谭人凤、胡汉民等人对于梁启超没有什么好感，但也承认梁“启迪国人，功诚匪浅”。
戊戌百日维新之后，梁启超不得不亡命日本，一去就是十余年，如今才得回来。不过，对于国内的政治，自清末预备立宪以来，他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清廷派往国外考查宪政的五大臣的报告，就是他代笔的。清末立宪派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团体“宪友会”，也是奉他为jīng神领袖。
此外，北方军界的“士官三杰”的吴、蓝、张等人，也与他jiā情深厚，蒋百里、蔡锷等人更是对他执弟子礼。武昌起义爆发后，在袁世凯出山前，他本来有借助吴、蓝、张等人的军事力量，夺取北京政权一展抱负的计划，但是随着袁世凯的出山、吴禄贞的被刺，他的这一想法，只能黯然落空。
此后，他只得随着国内局势，调整计划。在曾今屡次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梁启超看来，革命党能破坏，不能建设，何况康梁一派与同盟会旧怨太深，他与孙、黄合作是绝无可能，反复思量，他只好选择与同样有些历史过节的袁世凯“合作”。
戊戌年，袁世凯的行为虽然不像康梁一直宣传的那样是背后捅刀子，出卖光绪换取自己的富贵，但康梁一派对于袁世凯，口头上一直是深恶痛绝，康有为到现在还不能“原谅”袁世凯的“出卖”。
梁启超则不顾乃师的反对，当袁世凯露出了拉拢他的意向时，两人一拍即合。当1912年初袁世凯致电推崇他“抱天下才，负天下望”，敦促他回国时，他给师友信中称：“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求此宗旨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所最忌者，唯吾二人，……以拨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jiā互为用。”
此刻，端坐席上的梁启超，闻得袁世凯的话后，微微一笑：“大总统高见，启超极为认同。共和的建设，需要依赖健全的政党，革命党多数分子思想太过激进，手段太过激烈，怕是难以成为守秩序的政党呢！”
梁启超暗暗感叹，自己本来不太赞成中国这么快就建立共和，尤其是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共和，毕竟中国的社会基础还没有达到实行共和的程度。不过，如今共和制度既已建立，那就无法再退回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块招牌也是万万不能丢的。然而，中华民国毕竟只是一个不足月的孩子，身体很瘦弱，不得不需要特别呵护，否则难免要带来种种混如今的时局，最好是能有一个稳健的政党作为中流砥柱，那么革命党再激进，也都无需太过担心了。
梁启超一边想着，一边听到袁世凯叹了口气：“是呀！现在革命党就是气焰薰人，临时参议院占了一大半的席位。前些日子，中央的许多法案，都被参议院否决。不少法案本来是中央急切需要施行的，革命党的议员却纯粹为着党派的意见，就否决了。我这个大总统，老实说做得很头痛！”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