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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在乡村，帝国农会以退伍军人为骨干，在大批农村劳力入伍，进厂或参加军工支前的情况下，组织了农业互助组，集中劳力快速高效地完成农活，尤其是帮助家中劳力匮乏的家庭解决困难。大家在农会的统一组织下，有人的出人，有牛的出牛，有好农具的出农具，有水井的出水，统一折价计分，收获的时候按分给与额外的补偿。
在各皇室产业下属的农场和牧场，大批壮劳力的离去迫使他们从皇室产业乃至美国的联合收割机公司购买了大批农业机械进行劳作。尽管这些面积巨大的农牧场采取轮更轮作，但借助优良的种子，科学的耕作方法，充足的灌溉，乃至有机肥和硝酸盐的施用，仍然让他们能够提供让其他传统农户望尘莫及的单产水平。
轮更轮作是郑鹰的坚持。一方面可以避免谷贱伤农，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土地肥力，降低化肥用量，避免土壤板结，也有利于土壤环境的自我修复。
中华帝国的皇室农场普遍采取了秸秆还田，最新型的综合型玉米收割机可以在收割玉米的同时对秸秆进行粉碎，并就地翻地掩埋，以补充肥力，避免土壤养分的快速流失，最终导致持续的贫瘠化，陷入恶性循环。
这些农场还同时饲养鸡和猪。豆粕，粮食和秸秆可以做成饲料，而鸡粪和猪粪又是最好的肥料。鸡苗和种猪都是美国引入的，洛岛红鸡，约克夏大白猪这些世界最顶级的品种，比另一个时空中的二十世纪初还要早就进入了中国。
不同作物的轮作也被采用。如在东北和内蒙河套地区的皇室农场采用的小麦和花生分季轮作， 以及玉米小麦的分年轮作。
在河套的农场，普遍注意了同时种植树木以保持水土，另外没有进行过深翻土，避免深层的保湿土干燥化，土壤松散导致流失，最终荒漠化。
在内蒙和新疆的牧场，一种名为“小尾寒羊”的优良羊种在皇室和镇边军的牧场中得到了广泛育种和饲养。
在甲午北上统一全国后，畜牧业得到了帝国政府的空前重视。根据郑鹰的要求，帝国农业部广泛选取了海内外的优良羊种进行饲养比对，但最终入选的，却是产于山部，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的那一块交界地，被称为“小尾寒羊”的羊种。
这种羊是蒙古南下之时从草原上带来，由汉人多年繁殖。由于当地有斗羊的传统，人们有意选用高大健壮的公羊作为种羊以培养强壮好斗的羊只，久而久之就繁育出了世界上最顶级的优良羊种，无论是羊毛还是羊肉，生长速度，都是世界一流。
郑鹰等人并不，这个小尾寒羊在另一时空，虽然在某一段内因为某些政策不当导致了血统不纯，险些退化，但最终却成为了世界公认的顶级羊种，被称为“超级羊”。
无论如何，比对的结果让郑鹰等人欣喜若狂，并且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育种繁殖，并在皇室和镇边军的牧场中大力推广，逐渐走红。
与此类似，与小尾寒羊同一地区，还出产最优质的综合性牛种—鲁西黄牛，肉质鲜美，生长速度超快，挽力强，也逐渐得到了推广。
这些优良品种的引入，极大地提升了帝国畜牧业的效率，增加了肉食供应。最近两年，帝国开始尝试在部分小学和中学的免费午餐中强制规定了牛肉，以利用牛肉中的肌氨酸极大地促进人体肌肉发育，并利用其高蛋白促进脑发育，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善帝国居民的体质和智力发育。
这些农场是以农业公司组织起来的，收成的六成在农业公司内部分配。由于生产率高，人员相对较少，土地广阔，即使是基层的农业工人也都收入不菲。
这些农场管理者基本上都是退役的禁卫军军官，以及慈宁出身的农科专业技术人才，工人也都是退役的禁卫军。这种很有家庭特色的组织，确保了皇室产业内部的凝聚力和稳定。
在这一年，尽管一些边疆地区经历了战火，很多劳动力也投入了这场残酷的战争，但中华帝国的十八亿亩耕地依然生产出了两亿三千四百万吨粮食，平均单产每亩一百三十五公斤（扣除休耕土地），单产超过了满清末年的每亩一百一十五公斤，而总产量也超过了1949年之前中国的粮食最高产量— 一点五亿吨。
相对于四点五亿的人口来说，这已经足以确保普遍温饱的前提下，有余力支持前线的大规模消耗，并补充各地的战略粮食储备，甚至还向中亚和欧洲出口了一部分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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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上，挂着米字旗的散货船正载运着美国生产的大批物资前往新西兰。他们将在哪里转身北上，把中华帝国订购的物资运输到广州，补充到中华帝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之中。这些货物，很大一部分是根据中华-美利坚二期债券的要求，用债券募集的美元购买美国商品。
美国的重轨，钢锭，牛肉罐头，春田式狙击步枪，大批军用和矿用炸药，润滑油，特种服装，牛皮护膝，农用机械，优良种子，种鸡，种猪，奶牛，肉牛，乃至通用机床，精密量具，乃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中国移民开设的牧场中养育的上好荷斯坦奶牛，法兰德斯红牛，德国黑白奶牛，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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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借助一系列的政改措施，地方行政部门的权力被极大弱化，受到了上下两方面的有力牵制。
地方参政院掌握了财政预算批准权和财政支出的直接监控权，地方政府的一切开支全部从银行走专户，一举一动都在地方参政院的眼皮底下，这让大清洗之后的地方政府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操控资源，以权谋利。
各个国民组织和地方舆论媒体一只眼睛盯着政府，一只眼睛也在盯着地方参政院，而中央垂直控制的强力部门则无孔不入地监控着基层机关的动向，搜寻违规违纪的线索。
独立的司法部门现在有了越来越强的自信。大部分由留英和留美学生组成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团已经发出了宣言，“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
尽管由于战争时期的管制体制，大本营对社会资源的统筹进行强有力的控制，但司法部门依然在中枢的支持下顽强地对抗着打着各种旗号侵蚀司法独立的行为。在对涉嫌谋叛人员的审理中，司法部门对证据不足，或起诉存在问题的案件发回重审，甚至在检察部门的强力施压下，对一些复审依然存在问题的案件坚持了独立判决。很多案件最终闹到御前，在郑宇授意之下，行政部门和检察部门的努力宣告失败。尽管最终还是依靠最高权力者的干预而得到保护，但司法独立终究还是得到了维护。
清洗之后临时更换的一大批青年干部，至少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相对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对中枢政策的执行也比较得力。在大本营统一管制的战时体制下，这些热情高涨，雷厉风行，对官场传统潜规则有些天然厌恶的青年官员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价值，也对因循已久的官场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冲击。
暂时得到了净化的官僚机构，至少在这一场战争中，表现出来了相对的廉洁与高效。尽管存在很多简单粗暴，尤其是迎合上意的现象，但相比之前地方政府的官吏们有些明目张胆地加征加派，人民的负担终究得到了明显的减轻。再加上强制性的限价和保证供应，普通民众的生活不但没有因为战争而恶化，反而有所改善，这让新政府在基层国民中的威望与日俱增，也对国家的整体动员构成了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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