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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狠的敲打，从上到下进行了大清洗，也扩大了其他少数党派的势力版图，但复兴党一家独大的局面，甚至在国战后期所谓的“华兴分党”运动中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农民党也好，炎黄党也好，自由党也好，尽管都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国民基础，在一些地方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但总体来说，与复兴党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国战胜利，以及之后一连串的扩张，改革，经济发展，文化革新，乃至宗教改革，皇帝郑宇的声望已经高得无以复加，而以郑宇为党魁的复兴党也自然而然地重振声威，唐绍仪内阁之中复兴党的一家独大就是明证，也没有人想过在下一次国会改选中复兴党会遭遇真正的挑战。
但挑战偏偏就这样突兀地来了。
尽管在社会党的独立声明之中，身为复兴党元老之一的周明根狠狠地吹捧了复兴党，谦逊地表示“只是要为劳工阶层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为帝国国民出力”，但任何人都看得清楚，这个在两个月内膨胀到一百万党员，并且还在继续膨胀的政党，已经成为复兴党最大，也最直接的对手。
尤其是在新选举法颁布之后，所有人都看得明白，这些新增加的中下阶层选民，面对中华社会党这个以“劳工阶层”为直接服务对象的政党，首先在情感上，其次在理性上，都有着天然的亲近。
尽管社会党公布的党章在很大程度上与复兴党相似，在劳工权益问题上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数字化的要求，但意思已经足够明白：更加公平合理的劳动薪酬，更加科学的劳动时间，更好的劳动安全保障，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多的参政议政权利，更多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
还没有正式公布竞选纲领，这个新成立的政党就已经获得了不少工会的捐款，自然也就等于掌握住了那些数量惊人的选票。政治观察家们心里清楚，他们选择这个时候独立，针对的就是明年的国会改选。当他们亮出竞选纲领的时候，也必然会引发国内政治版图的急剧变化。
不过，即使是对复兴党有着很多负面观感的评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新独立出来的社会党无论是组织结构，运转规则还是思想理念，都和复兴党有着太多相似。抛开在劳工政策方面的侧重，甚至可以把两个党看作孪生兄弟。甚至连宣传策略也都一模一样：群众大会，宣传车，传单，演讲，游行，标语，党报党刊，社论……
尽管表面上是一派井水不犯河水，但在基层，两个党的竞争，尤其是文宣上的明争暗斗已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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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三年的这一场政治风潮，卷进来的远非一个复兴党，一个社会党那么简单。
以自由主义为号召的自由党，也开始极力扩张自己的政治版图。
尽管在战争期间，梁敦彦等自由主义者因其“反战”立场遭到了皇汉派等派别的严厉抨击，但战后“复古兴汉派”遭到重创，随着国家工商发展，国会复会，舆论管制放松，战后反战思潮的暗涌，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天然的自由主义倾向，都让自由派开始获得了越来越宽松的发展氛围。
自由党的早期骨干，除了梁敦彦等复兴党内部的自由派，还有很多大学和高中教师，著名学者，尤其是有过留学欧美背景的各界精英，以及国内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中上阶层。他们之所以宣扬和支持自由主义，除了出于信仰，也是基于其自身利益。
尽管他们也对国家的强盛心醉神迷，也同样对两代皇帝拥有无须讳言的敬仰和崇拜，但他们依然很难接受目前这个名为君宪，实在皇帝威权统治的体制长期持续下去。政府固然在改革选举制度等方面正在进行着改革，但自由派并不满足于这些成果，并且渴望在这个过程中获取更大的话语权，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在资源分配方面自然而然地获得优势。
与建国前的郑鹰，国战期间的汪铭汉，周明根等人所做的类似，梁敦彦等自由主义者也引入了欧美自由主义学者的大批著作，并自费印刷广为散播。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威廉？戈德温、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托马斯？潘恩，洛克，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埃德蒙？伯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都成为了知识界的宠儿。
借助大学这个天然的论坛和学术自治场所，自由主义在青年之中潜移默化地生根发芽。尽管各学校的热血学生，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各社团也针锋相对地发动反击，甚至不惜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以道德上的攻击煽动听众的情感，但自由主义在交锋中却并未落于下风。利用各个自由主义报纸和刊物，自由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宣工作，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国内的中上阶层。
不过，梁敦彦作为复兴党熏陶出来的精英，并没有落入自由放任主义，也就是“laissez-faire”的窠臼。作为深受郑鹰影响，并且久经政务实践的政治家，梁敦彦很清楚单纯的自由放任于国无益，尤其是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基础，也很清楚自己的对手很习惯地会通过煽动民族感情，把一切外来思想扣上“西方”，“洋奴”的帽子来加以否定，并且把学术讨论演变为人身攻击，从直接否定对手的“立场”入手来避免错综复杂的学术辩论。
这位老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仿效当年郑鹰的“华夏新学”，提出了“华夏自由主义”，并且处心积虑地从各种古书中收集只言片语作为支撑。黄宗羲的那本《明夷待访录》让梁敦彦如获至宝，但其中直接攻击皇帝制度，乃至提出皇帝是国家大贼的言论却也让他颇为踌躇，最后只能删减出版，以为自由主义的本土“渊源”。
在这个“华夏自由主义”理论中，梁敦彦建议在政治上提升民权，抑制“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威”，避免国家陷入对权力者的迷信，而被某些“才干不足，野心勃勃，眼高手低”的权力者利用，把民族带入深渊。
不过，梁敦彦也承认，在国家跨越式发展的时期，“一定程度的决策集中体制”有其优越性，在明智的统治者和统治团体的掌控之下“更有效率”。
梁敦彦指出，这种“集中决策”固然可以保证国家快速发展和转折期的决策效率，但如果长期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在这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期中留下压倒性的*主义传统，从而为未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协调发展埋下隐患。
他认为，国家发展的目的，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实现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的人权自由。要确保这一目的的实现，从长期来看，宪政，民主和法治是必要的手段，而寄希望于开明统治者个人的英明也许一时能够快速见效，最终却很可能自食恶果，日本就是例子。
梁敦彦举出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例子，认为这些国家都实现了国家富强，民众安定富裕，民权自由的统一，而德国则“*主义过于浓厚，国家的命运被操控在少数统治者手中”，“随时可能卷入危险的争霸战争”。
梁敦彦接着分析了中国的现状，认为目前国家的强盛依赖于威权统治下的军事强大和工商业发展，但这一切的根基都依托于皇权。随着民智开启，平等意识越来越浓厚，这种“神授”性质的皇权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乃至挑战，届时一旦爆发冲突，多年辛苦打造的秩序可能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