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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科研项目。
到二十世纪末，“江氏基金”的总值已经超过一千亿华元。这笔信托基金，每年都有数十亿华元的盈利，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大概百分之一用来奖励科学家，其余的则全部用于资助重大科研项目。
更重要的是，“江氏基金”拥有所资助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而且中国企业几乎可以无偿获得这些知识产权的使用权。
到二十世纪末，总共有五百多家科研机构、三千多个科研项目获得了“江氏基金”的资助，有数万名科研工作者参与这些科研项目。
显然，“江氏基金”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做出了极为显著的贡献。
只是，跟国家力量相比，民间力量就算不上什么了。
与民间力量相比，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重点扶持那些不会产生经济效益、或者是在短期内不会有收获的基础科研项目，而这些科研项目也正是私营企业最不愿意进入的领域。
说白了，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没有哪家企业愿意做亏本买卖。
问题是，几乎所有基础科研项目都不可能带来经济效益，至少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只是，绝不能因此而否认基础科学的重要性。
没有基础科学，也就绝对没有应用科学。
这就好比没有理论物理上的巨大突破，没有发现放射性原素，没有提出狭义相对论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核武器、核电站一样。基础科学必须走在应用科学的前面，才能带动科学技术进步。
也正式如此，中国政府才会重点扶持基础科研项目。
有趣的是，冷战期间的很多基础科研项目，实际上都是由军方资助的，即从军费中拨款来搞基础科研。
前面提到的电子光学成相技术，就是典型案例。
这个科研项目，从一开始就由军方主导，而且一直由军方出资。直到规模生产效应出现之后，军方才减少投资。
更有趣的是，军方资助基础科研的动机，并不是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
说白了，军方也有功利性，而且国防预算的审批非常严格，每一分钱都要花到最有用的地方。
如此一来，军方资助的科研项目，实际上都与军事应用有关。
也就是说，在冷战期间诞生的，并且对生活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新技术，在最初都只打算用在军事上，没有人考虑今后能够用在其他领域，而技术进步本身，使其具备了在民用领域应用的广泛前景。
事实也反复的证明，科学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前景更加光明。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电子计算机了。
当然，严格说来，电子计算机并不是军方推动产生的新技术，而是与载人登月工程存在密切关系。
原因很简单，把电子计算机推向实用化的，正是载人登月工程。
可以说，后来出现的各种电子计算机，其前身都是中国航空航天部在载人登月工程上投资开发的那几块用来控制月球飞船的微芯片，而在做这项投资的时候，恐怕连顾祝同都没有想到，他砸到微芯片上的几千万华元会在十多年后改变整个世界，并且在二十一世纪初把人类带入信息化时代。
显然，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都得感谢顾祝同。
事实上，如果当时顾祝同稍微犹豫一下，恐怕信息时代就将离人类远去，至少会推迟数十年才能到来。
这就是，在技术评审中，微芯片技术遭到了技术专家的否决。
原因是，按照载人登月工程的进度安排，具备实用价值的微芯片不可能开发成功，因此不应该在该项目上投资。
只是，顾祝同改变了一切。
这就是，他没有采纳技术专家给出的评审建议，而是决定在微芯片领域投资，启动微芯片的研制工程。
关键就是，微芯片不但可以用在载人登月工程上，也可以用到其他军事项目上。
显然，顾祝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这种新兴技术，能够在其他军事项目上发挥作用，为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做出贡献。
当然，几千万的投资也不算太多，刚好在顾祝同的接受范围之内。
如果当时启动项目的资金再多一点，比如超过了一亿华元，恐怕顾祝同就会采纳技术专家的建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