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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魂归黄泉，证据才从湖北姗姗寄来，安知这些证据不是事后捏造的？反正现在也是死无对证！即便将来发现证据是假，死者也不能复生，又于事何补？”
梁士诒答道：“虽然当时我们没有见到证据，不过根据黎副总统的来电，张振武的十大罪状已经可以粗见端略。”
张伯烈大声说道：“黎副总统给张春山扣上的十大罪状全系诬陷捏造，即便果有其事，也罪不至死！比如怙权结党。张春山位不过湖北军政府军令司副司长、蒙古屯垦使，有何权力可以凭恃？而且依照《临时约法》，凡我国民皆有集会结党之自由，张春山自然也有这种权利，何罪之有？黎副总统身任共和党之理事长、孙总长担任新中国党之委员长，若是怙权结党为罪，则此二人是罪大恶极矣！
“又如私立军团。张春山不过为了维护湖北大局稳定，收容裁撤军人，成立湖北将校团。试问去年起义之时，各省敢死队、铁血团、北伐队等不一而足，哪一个不是私立？哪一个经过军政府立案批准？如果私立军团其罪至死，则天下**将士杀不胜杀、死无噍类矣！
“又如蛊惑军士，谋图不轨。张春山起义后便已辞去军令司副司长一职，改任都督府高等顾问。他对各营兵士既然没有统带之权，怎么会有蛊惑之术？武昌少数军人因裁撤发生动乱，意在劫财，此时张春山远在沪上，听说武昌发生动乱，立即四下奔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没有酿成巨祸。何来谋图不轨之说？
“又如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湖北自光复以后秩序井然，各府县地面上并没有所谓的土匪，怎么能谈上与土匪勾结呢？张春山在湖北倡言**、舍生忘死，对于满清政府而言诚属破坏，对于民国政府来说则是缔造。而且北上之后，他宴请各党贤杰，消除党见，其维持共和之苦心有耳共闻、有目共睹。不知黎副总统密电中所说的‘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到底是指什么事情？
“再如伙串报纸，大肆鼓吹。诚然，张春山曾创办《震旦日报》，但言论自由，《临时约法》已有明文规定；报纸上刊登批评揄扬文字，只要不是无中生有、污言构陷，同样合乎法律规定。试问大总统、秘书长，二位之名讳日日刊登于报纸，受报纸之颂扬，是否属于有罪？至于黎副总统，手中掌控的报纸不知凡几，每次通电全国必然冠以各报社及《亚细亚报》字样，更是力求报纸鼓吹的罪证。若是张春山其罪当诛，则黎副总统也在可杀之列，甚至应当在张春山之前首先正法！
“还有广纳良家女子为妾。既然是‘纳’，那就说明是名正言顺，而不是恃权抢夺，既然男女双方你情我愿，又何罪之有？要是说纳妾有罪，请问大总统、秘书长，二位可有姬妾？张某在湖北时听说，黎副总统的宠妾危氏乃是他奸骗而来，这比张春山纳妾更属有罪，为何不见大总统府和陆军部把他绳之以法？”
袁世凯沉默良久，才缓缓说道：“民国肇建，全国军民士绅一片欢腾，表面上看繁花似锦，其实却是危机暗藏，稍有不慎就会分崩离析。袁某身为大总统，不得不战战兢兢、居安思危。当日接到黎副总统的密电，声称张春山‘破坏共和，图谋不轨’，为维护国家安稳，难免要事急从权，其中实有万不得已之处，事后袁某也是追悔莫及。
“但事已至此，后悔无益，只能对张春山从优抚恤，照上将礼予以赐葬，使生者得所、死者瞑目。袁某也希望诸公能以大局为重，和平解决这一问题，让国家局面早日恢复平静，黎副总统、少川总理等早日出来视事。如果闹得不可开交，国家大局糜烂，究竟谁会得利？只不过让亲者痛、仇者快罢了！”
彭允彝道：“张春山将军遇害一事，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而且事关首义元勋，已引起全院公愤，只怕非我等三五人所能解决。为今之计，最好是大总统府给予参议院一个满意的答复，平息参议员的怒火，然而再徐徐图之。”
袁世凯道：“所言极是！不过弹劾案表决在即，还要仰仗诸公与大家疏通意见，免得发生误会。”
张伯烈怒犹未消，闻言答道：“要是大总统之前命令黎宋卿和段芝泉如实讲请张春山遇害一事本末，又怎么会发生误会？事已至此，还想妄图补救？悔之晚矣！大总统日理万机，事务繁忙；在下今天忙了一天，也精神困乏，加上明天院里还有些事情，就不多叨扰了。告辞！”说罢起身。
彭允彝、刘成禺等人也站起身朝袁世凯拱了拱手，道了声“告辞”，与张伯烈联袂离去。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