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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虽然名为第一大党，但在国会中得票只在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远没有超过简单多数，想要组阁并不是一件易事。我们新中国党作为国会第二大党，与宋遁初先生北上商议组阁事宜也是出于公心。既然他婉言拒绝，显然是国民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孙某谨代表新中国党对国民党上下表示衷心地祝贺。”
仇亮又问道：“那孙先生有没有想过，宋遁初婉拒北上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呢？”
“比如？”
仇亮道：“比如他被某些人阻扰，难以抽身北上？比如受某些势力威胁，暂时不敢北上？”
孙元起一怔，蓦然想起了穿越前近代史上鼎鼎有名的“宋教仁遇刺事件”，中学历史课本上曾浓墨重彩加以描述，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二次革命”的爆发。后世也不断有人对此深示惋惜，由于他的遇刺身亡，导致国民党奋起操戈，使得正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脱离了原先拟定的民主法治道路，本可以脱胎换骨的古老国度失去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只好无奈地继续背负着沉重的遗产，在列强窥伺和军阀混战中蹒跚前行。
因为有了自己这只蝴蝶，致使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完全没有达到原先的预期，宋教仁组建纯粹政党内阁已经成为奢望。孙元起本以为遇刺之事已经被自己一翅膀扇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没想到历史的车轮还是顽固地沿着原来的车辙前进。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历史书上应该明确指出了宋教仁遇刺的幕后真凶是袁世凯及其亲信。难道这次还是袁世凯和赵秉钧？
虽然孙元起心中疑惑，但与仇亮是初次见面，不可能直接坦诚相告，反而肃声说道：“记者先生莫要胡说！就孙某所知，袁大总统对于宋遁初是极为欣赏的，早在赵智庵出任内阁总理之前，就极力推举他出任内阁总理，由于宋遁初坚拒不就才没有达成；宋遁初在同盟会中也以‘亲袁派’著称，足见两人关系莫逆。
“赵智庵与宋遁初在内阁中也并无大衅，即便有所争吵，也是为国家公义，并非个人私仇。据称宋遁初在北京任职期间，因为住在城外不便，经常留宿赵智庵府上，足见两人关系之亲昵。如今北上组阁乃是国之大事，何人胆敢威胁阻扰？记者先生莫要胡言乱语，须知国家法律俱在！”
仇亮却借用宋教仁的话回答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孙元起闻言霍然站起身来，大声喝叱道：“你究竟是何人？”
仇亮起身对着孙元起深鞠一躬：“在下姓仇名亮，字蕴存，湖北湘阴人，清末曾留学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与青海徐又铮（徐树铮）都督、湖北蒋雨岩（蒋作宾）旅长等是同届同学，回国后在清政府军咨府任职。民国成立后，又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军衔司长。政府北迁后，放弃官职从事报业，现为《民主报》主笔。
“因为都是湖南同乡，在下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便与宋遁初结识，共同参加推翻满清的民族革命。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在下忝列其中，并担任湖南分会会长，与宋遁初交往益密。去年国民党成立，在下曾作为同盟会代表，陪同宋遁初参与谈判事宜。所以对于宋遁初的情事比较了解。”
孙元起又凝眉问道：“那你今日来访所为何事？”
仇亮不敢隐瞒，连忙答道：“宋遁初之前因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之事得罪部分党内同志，近来又因国会竞选失利，导致沪上部分老同盟会员群情激奋，指摘宋遁初不谙党务居心叵测，认为他一不提倡中山先生极力鼓吹的民生主义，二把三民主义名称从政纲当中剔除，显然是想架空中山先生；而且认为宋遁初丢弃同盟会根本，去和反革命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期内掌握政权，是同盟会第一罪人。所以他们积极谋划，企图在宋遁初北上之前除掉他，以儆效尤。在下此次前来，就是恳请孙先生帮忙，将宋遁初救出上海！”
当初孙元起与宋教仁曾在内阁共事过一段时间，说实话，孙元起对他的印象并不大好，觉得他年少气盛、锋芒太露，权力欲又极强，很容易招人嫉恨，他得罪党内同志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救不救他，孙元起颇为踌躇：“仇先生，这种问题难道不应该先去向中山先生求助么？”
ps：提前通知：明天又要唱歌去，可能会断更。抱歉！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