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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则道：“洪门若不改换名称，就是不服从指挥。有人报告说加属洪门每次大放洪门之夜，就以纸人做孙文而杀之，这事你知道吗不跳字。
黄三德坦然回答“这事我不知道。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那只能表明洪门之不肯服从你。即便我通函令其更改名称，各部也不会听命，那又何必多此一举？！”
孙文听后，勃然大怒，说道：“你是洪门大佬，你有命令，他们当然要听！你不肯发函，就是你反对我，不是洪门反对我！”
黄三德此时也动了真怒，叫道：“现在是民国时代，人人都有自由权。我黄三德不能强迫洪门兄弟服从我，此公函我断不发！你现在是非常大总统，有权力了！说我反对你，你想将我打靶吗不跳字。
孙文也知道黄三德脾气倔强，见其发怒，加上当时参与会谈的其他人也都惊讶地注视争吵的二人，孙文便转换成笑脸，转换话题，改谈其他事情。
经过这次争吵，洪门致公堂和孙文之间的关系彻底决裂。黄三德也从此断绝了同孙文一切的往来。
如果说从1912年到1921年，孙文和美洲致公堂之间因一些恩怨而使双方的关系从疏远走向决裂的话，那么1924年秋天在广州发生的商团事件则使孙文和绝大多数海外华侨团体的关系处于破裂状态。
在1921年之后，美洲洪门致公堂虽然向海外华人社团发出不支持孙文的号召，但许多华侨团体却依然对孙文抱有希望。只不过，这种希望随着1924年秋天广州城那场大火一起化为了灰烬。
在后世，由于国共双方的立场，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把1924年发生在广州的商团事件定性为叛乱，认为孙文及蒋中正镇压有理。但实质上，这个事件不过是官逼商反，而且是商还没反，就被国共双方制造借口予以清除。
事件的导火索是商团向国外订购的一批价值100万元的武器于1924年8月10日被查扣一事。初时，大元帅府指这批枪械的进口许可证在时间上不合常理，疑为私运武器，宣布吊销这一进口许可证。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大元帅府秘书处公开承认这批武器确为商团所购，并非私运，只是申领许可证时在时间程序上出错。
期间为了索要回这批武器，商团和广州政府曾进行过多次交涉。虽曾在第一次罢市后经过谈判，商团与广州政府达成了协议，但其后又因广州政府大幅提高价码，索要2、3百万元，且又将商团订购的武器挪做北伐之用，双方关系破裂。商团准备第二次罢市。
但这时苏联提供给孙文的武器运到了，加上中共广东区委发动的游行队伍在向商团驻地附近开进时遭到商团杀伤为孙文提供了镇压的借口，孙文镇压商团的决心已定，且拒绝听取一切调和手段的建议，苏俄代表鲍罗廷即为他拟定了详细的镇压商团的计划。
10月14日，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谭平山等指挥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等同时出动，镇压商团，捉拿骨干分子，收缴商团枪械。
在镇压过程中，蒋中正为了减少学生军和其他部队的伤亡，同意使用火攻。利用煤油纵火焚烧西关商铺及商团支持者，广州商业最繁华的西关商业区在大火中几乎化为一片白地。
在这场镇压商团的战斗中，因为大火和乱兵肆虐而造成的财产损失有5000多万港元，此外，平民死伤约2000人。
镇压商团之后，广州政府又向未有遭受损毁的商户收取保护费，对参与商团的商户收缴枪械并罚200元，否则“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负责任”。
经过这场镇压，广州城内居住的众多侨眷，其财产和人员损失可谓惨重。也就是在这场大火中，曾为后人广泛传诵的“宝芝林”化为飞灰。受此打击，半年之后，一代宗师黄飞鸿就此离世。
事件结束后，广东商界的众多人士开始转而倾向于支持陈炯明的粤军，纷纷捐资支持。不过，最终孙中山依靠苏联支持击败了陈炯明。
不过，这场大火也烧掉许多海外华人心中对孙文所抱有的幻想，认清了孙文及其党羽的面目，使得洪门致公堂在其后组织海外华人成立中国致公党的过程中，顺利许多。
另外，受孙文在此次镇压商团事件中所作所为的影响，1925年孙文在北京逝世后，北京方面决定举行国葬，却遭到广州总商会、广东自治会联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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