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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被俘的只是一些团丁，不影响正规部队的士气。至于护卫军控制线的事情，我们不表态，不对其进攻就行了。”韩复榘沉吟道，“我们可以在事实上承认护卫军对那里的实际控制，但不能由我们出面与其签订正式协议。南京的老蒋可正等着抓我们的把柄呢，我们可不能把‘与匪媾和’的罪名送到他手上。”
李树春点头说道主席顾虑的是。我下次去的时候再和他们好好说说，希望他们能理解我们的难处。”
韩复榘这边没把交换俘虏的事情放在心上，马鸿逵、王均、陈耀汉三部却为交换俘虏所需的大量牛、马头疼不已。无奈之下，马、王、陈只好先将营以上军官给交换，其他的只能等以后再想办法了。
就这样，当李树春带着各部收集的牛、马再次进入费县后，护卫军手里便又多了400多匹战马，以及600多头耕牛，并且在将营以上军官交还各部后仍将绝大多数俘虏留下充做劳役。
山东这边的护卫军也开始加紧进行各项建设，因费县作战而充满敌意的双方也渐渐缓和下来。护卫军这边暂时安定下来，在西北的赵振中等人却在部队整编结束并分派好任务后遇上了连番变乱，这其中有政局动荡，也有天灾和人祸，有的甚至对正在进行的公路、铁路建设以及夺取陇东、宁夏的战役计划造成不小影响。
从3月底到4月初，山西境内的陵川先后爆发了两次兵变。只是，这两次由中共人士组织发动的兵变，前后持续不过10多天，很快便被镇压下去。
与兵变影响不大相反，山西的政局却因山西省主席商震的一系列动作而波澜起伏，甚至差点就波及到正在进行的保德公路、同蒲铁路的建设。
商震在出任河北省主席时，因为与一些国民党人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兴中学会，违犯了国民党的纪律，触怒了老蒋；又因向张学良秘密购买枪械准备将来建立一个师，以及其一系列培训军事、政务、党务人员的举动遭到阎锡山的疑忌。最终，阎锡山在1929年8月，将商震调离河北省主席的位置，由其接替出任山西省主席。而山西省政府的一干人员都是阎锡山的亲信，商震在到山西之后就处于闲置状态，甚至就连中原大战的时候，阎锡山都不愿启用他。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又将晋绥军交托给徐永昌和杨爱源，将留存的300万家底交给徐永昌，将商震这个山西省主席晾在一边。
既然如此，商震只能想法扩展财源，以缓和山西省政府和老部下的财政窘况。商震打的主意就是挪用华美公司向山西省政府支付的200万采矿权的费用。不过，华美公司采矿权费用并非一次性支付，而是按照矿产勘探、开发的不同阶段支付不同比例的费用，并最终在投产之后的一年内交齐。因此，商震在挪用了华美公司首期支付的50万大洋的款项后仍感不足，便又将主意打到其他方面。
但商震这种挪用山西省财政收入缓解其老部下财政窘况的做法，让还在勒紧腰带，喝粥度日的晋绥军其他将领大感不平。王靖国、孙楚等阎锡山的嫡系将领尤其不满，据说傅作义甚至都为此拍了桌子。而商震见矛盾难以调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以山西省主席兼民政厅长的身份向村政处处长陈敬棠索要村政处的60多万大洋的存款。陈老爷子坚决不给，商震于是在经过南京老蒋和张学良改组过的省政府委员会议上通过了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的提案，并从该处拿走60多万存款，接着又一次性撤换了25个县长。
商震的这种不顾后果的做法自然遭到山西军政两界的声讨。而一下子撤换了这么多县长，津蒲铁路沿线的各县难免受到波及，好在赵振中等人并非如同历史上修建同蒲铁路那样由太原向两侧同时开工，而是先修北线，由大同向太原、蒲口延伸，因此受到的影响并不太大。
到4月底的时候，山西政局波动暂时平息下来，正当赵振中以为可以加紧进行修路工程并着手布置陇东、宁夏战役的时候，新的变乱又产生了。
4月底的一天晚上，赵振中在保德窑洼水泥厂附近的一处隐蔽所在，接到了活动在宁夏盐池和陕北定边一带的杨天明发来的紧急电报。在电报中，杨天明声称，该部侦察人员在陕北一带活动时，在陕北横山、安定两县有时疫爆发，提请赵振中暂缓华美公司进入陕北一带。
接到电报后，赵振中登时便紧张起来，陕北与宁夏河东和甘肃陇东地区交界，又与山西保德等地隔河相望，如果这个时候陕北爆发瘟疫的话，那影响可就太大了，不但修建公路、铁路的事情会受影响，就是陇东、宁夏战役的发动也会受影响。
赵振中不敢怠慢，连夜找来李云天商量交代有关事情天明说陕北爆发时疫的迹象，我要赶确认下。这边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其他人问的话，你就说我到东胜去了。”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疫情，你在这边要着重安排好几件事情：一，从开始，开辟一个专门场所收留今后来自陕北的务工人员；还记得当年我们和小恬他们在青岛处理霍乱的事情么？就参照那个方式处理，不过要更严格的采取隔离、卫生清洁、消毒等措施；二，严格控制修路工人的工作，避免其体力透支；三，严格保证务工人员的饮食卫生，不能喝生水，不能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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