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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中略一沉吟，决定道：“今后向西北运输的各类物资中，以各类设备最为优先，其次是今后建设所必需的各类原材料。至于民众生活物资，除了在赈济灾民的掩护下可提供少部分外，其他的由西北根据地自行解决。吃饭问题不能依赖外部。”
在周恬等人制定的这个经济计划中，沂蒙根据地因为海运便利，长城工程又可能提前完工，很多设备和物资到时候可由大珠山基地直接运抵根据地内部，因此各方面的困难不多。而西北根据地，因为交通条件限制，加上人口众多，要是全都依赖于海外物资补充显然是不现实的。
现在西北根据地有400多万人口，民众的衣食温饱是个大问题，为了降低运输方面的压力，温饱问题必须由西北根据地自己解决。不过，赵振中对此很有信心，西北地广人稀，有着充足的耕地资源，只要改善下农田水利条件，调整好农田分配，调动起生产积极性的几百万民众完全能养活自己。
“先生，沂蒙这边的任务不重，有了海外力量的支持我们肯定能完成。”谷海川看了看手中的计划说明，又问道：“可今后我们和南京、济南以及其他宣称抗日势力间的关系怎么把握？是依然保持敌对，还是可以进行联合？”
“独立自主，不只是经济上适用，政治上同样适用。”赵振中正色道，“南京当局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只奉行不抵抗，哀求国联；中共则再次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和这样的势力联合，恐怕我们转眼就被人给卖了。因此，在原则上，我们对各方势力采取‘不敌对、不联合’的态度，只按照自己的计划发展就是。当然，对于想进入到我方根据地或者对我们抱有敌意的其他势力，我们也无须客气。”
在确定了各领域5年发展计划，明确了未来几年内各部的具体任务后，周恬、周昊等人于9月23日起程经东萨摩亚返回美国。一同去往东萨摩亚的还有特战旅的匡海成等300人。
有了赵振中查找到的潜艇技术资料，匡海成等300人将在东萨摩亚学习潜艇建造及驾驶，并成为未来第一批潜艇部队成员。而赵振中在拟好西北根据地和沂蒙根据地两份措辞不同的通电文稿后，也在23日北上天津，经铁路赶往归绥，面见傅作义。
再说回到南京的老蒋，吭哧了两天，于23日整出了份《告全国同胞书》后，也并未闲着。除了每天留下“雪耻，人定胜天”的日记强国凭证外，也忙着处理东北事变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眼下各方面的情况够老蒋忧心的。
东北事变后，老蒋除了要面对日军不断推进，关外领土频失的外患外，还面临着广州汪兆铭等人的口诛笔伐加军事进攻，面临着中共势力的坐大，以及西北崛起的新势力。一时间，老蒋颇有焦头烂额之感。
在9月22日，老蒋参加南京市国民党员大会，当其在演讲中谈到东北事变，讲到“国存与存，国亡与亡”时，有人讥讽其“言过其实”，气得老蒋当场摔了茶杯。
在老蒋心目中，日本人固然是眼下的头号大敌，需要小心应付，可广州政府也绝不容忽视。为了谋求推翻老蒋，广州汪兆铭等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7月22日，就在关外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愈演愈烈的时候，广州政府派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出访日本，以期寻求日本方面的支持反对南京当局。陈友仁在日期间三次会晤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南京得知此事后紧急照会日本驻华公使，要求日方否决“陈友仁到日购军火及聘军事顾问”。结果，当陈友仁要求日方“履行奉平公司供给广州政府军火合同”时，“币原表示困难”，予以拒绝。
见日本不肯提供帮助，陈友仁又密访苏联驻日大使，向其寻求援助。对此，刚从海外归来奔丧的宋庆龄曾对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说过：“陈友仁至东京，要求俄大使转达其政府，接济粤方军械、经济等。俄未应允。”
而当得悉日本人在东北发动事变的消息后，广州政府那帮人却全然忘了此前陈友仁去日本卖国无门之举，反而指斥起南京****来。
与关外日军和广州政府相比，中共势力一直是老蒋的生死大敌，自27年后，老蒋对其打击可谓不遗余力，这不消多说。此番东北事变后，中共竟又再次重提“武装保卫苏联”的旧调，只是，这次的对象并非张学良的东北军，而是指向占领东北的日军。
在老蒋眼中，原本排在最后的西北势力，现在其威胁性却日渐凸显出来。以前，老蒋只把西北势力当作小患，可当东北事变后，老蒋通盘考虑未来对日作战的战略后方建设时，却发现西南云、贵、川等省军阀林立，表面上又都服从中央，自己实在难以下手；而西北陕、甘、宁、青等省，虽然过于贫瘠，但却胜在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且当地势力较弱，可为南京政府掌控。当然，前提是南京政府能顺利清除掉那刚刚崛起的武装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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