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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赵承绶两部人马是在1月25日就开赴长城抗战前线的，并在2月份率所部开往多伦，阻击由热河进犯独石口及多伦之日伪军队的。但现在，由于人民军在西北的崛起，绥远、陕西两省原本参与长城抗战的兵力，都尚未出发。
既然人民军通过电台对全国多次播放声明和歌曲，看来这事情应该靠谱，阎、杨两人也都动了心思，要是借机再掌控察哈尔，那晋绥军的实力可就又能上一台阶了。
“也好。你就去拟个电报，我签发一下。”阎锡山听了杨爱源的建议后，略一思索，便点头赞同。
北平的何应钦在接到阎锡山的署名电报后，沉思了一会儿，又致电南京的老蒋，获得首肯后便同时给绥远、陕西下令，调傅作义、赵承绶、冯钦哉三部奔赴长城一线。这使得长城及周边地区的中国军队数量又增加了7万左右的兵力。阎锡山戏称人民军“三曲可当十万兵”还真有那么几分味道。当然，真正让何应钦敢于下达调令的是那份人民军的声明。
接到调令，傅作义、赵承绶、冯钦哉三人虽在不同地方，但心中却都少了几分失落而多了几分凝重。做为打了多年内战的军人，能有机会抗击外敌、为国征战，那是莫大的荣耀，可想到眼下中、日军队战力上的差距和从前线传来的损伤数字，几人心里又不能不多些考虑。
见冯钦哉在沉思，副师长郭景唐有些奇怪：“老冯，你此前不是一直盼着去打日本鬼子吗？怎么现在调令来了却发起愣来？”
冯钦哉脑袋一晃，说道：“作为军人，哪个不象为国征战？这番能上战场，老冯倒要感谢西边那帮娃子的声明。不过，率领部队上战场，我们这些带兵的总要多考虑些。出征的是这些人，回来的可就不知道能有多少了。我琢磨着再买点地，也好战后用来帮一些弟兄解决点困难。”
中原大战后，冯钦哉率部随同杨虎城进入陕西。当时陕西连年天灾，民众外逃，土地异常便宜，冯钦哉便成立了第42师土地办事处，在大荔购买土地两千多亩，用以安置军官和伤残士兵的生活，并用五百多亩创办了“尚勤小学”，以解决驻地军民的子女入学问题，又创办了剧团。当然，他个人也在大荔和眉县购买了几百亩地贴补家用。
现在要奔赴抗战前线，冯钦哉也便想到了战后伤残士兵和牺牲官兵的抚恤问题。按说，这些事情应该由陕西省政府或者南京当局解决，可冯钦哉明白，衙门里那些整天掉文家伙可是不靠谱得很，指望他们还不如自己多想点辙呢。
对于冯钦哉的想法，郭景唐自然赞同，两人便商量起部队开拔和战后一应事务来。
就在绥远、陕西部队奔赴抗日前线的时候，3月27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调整好兵力部署后，下令对滦河以东的中国军队展开进攻。
鉴于长城各口急切难下，武藤信义便谋求先击退滦河以东的中国守军，再正面、侧翼两厢夹击下，拿下冷口后，再向长城其他山口推进。只要控制了冷口、喜峰口，再集中兵力攻击古北口，就容易多了。
由于武藤信义攻击方向的调整，中、日双方军队也随即在滦东各要点展开激战，并反复争夺。第57军防守的石门寨、海阳镇于4月1日和4日被日军岩田支队等部占领；第32军防守的冷口、建昌营于11日落入日军第6师之手；第53军防守的界岭口也于4月12日告失。
见滦东局势不妙，何应钦急命第40军庞炳勋部、第67军王以哲部由马兰关、古北口等地驰援。但日军攻势猛烈，头上飞机炸，地上火炮轰，加上还有坦克冲锋，各路守军战术单一，实在难以抵挡。为避免形势进一步崩坏，从4月14日到17日，何应钦命令第32军、第57军、第53军陆续撤到滦河西岸防守。河东的抚宁、昌黎两县随即陷落。中日军队隔着滦河对峙起来。
由于冷口失守，腹背受敌的喜峰口守军被迫撤退。此时，拿下冷口、喜峰口后，武藤信义担心日军入关作战将引发英、美等国干涉，便于19日下令进入关内的部队立即撤回长城线。中国守军乘机跟进，并于29日收复迁安、卢龙、昌黎、抚宁、北戴河等地。
但此时，冷口、喜峰口已落入日军掌握，关外日军可随时向中国军队进攻。迁安、卢龙、昌黎、抚宁、北戴河等地虽然收复，但中国军队却没有守住的能力。
4月20日至26日，黄杰第2师等在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进行了8个昼夜艰苦卓绝的防御战，在付出3000多人伤亡的代价，并给日军造成不少损失后，被迫撤退。
至此，长城一线，联结关内外的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全部落入日军掌握。中国军队所进行的长城抗战，在事实上已经失败。
不过，尽管此战的结局已无悬念，但此时战争并未结束，中、日双方的战斗依然在继续，并一直持续到5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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