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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确凿的在《远东日报》刊文宣称神武皇帝的原籍是山东，祖籍徐州，始祖籍是商丘，乃是殷商王帝乙长子微子启之后，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商丘宋地，号宋国，宋襄公之后，宋国从春秋五霸之中衰落，被迫南迁徐州，战国末期，齐王灭宋国，宋氏子孙才开始散落各地，以山东为多，此后世代居于山东，自神武皇帝祖父时举家迁至旅顺，以捕捞海参为业，其父、叔伯参军，后一家死于日军所犯的旅顺大屠杀。
内廷管不了这些事，各路省长、县长就代表人民找章炳麟这个神仙主持公道。
这个事情说起来也很像是一个笑话，但是各地都在大规模的修造皇帝的铜像、石像，山西厉害，山西那边的晋商们捐资造了一个银像。
用晋商们的话说，现在是黄金管制的厉害，否则就造一个纯金帝像。
各地和皇帝有关的祠堂、寺庙也确实是非常多，大学、中学都不能幸免，行政机关更不能幸免，老百姓的家里面几乎每一家都有皇帝的画像，恨不得将皇帝的牌位送入祖祠（长生牌，保佑皇帝长寿安康的意思）。
宋彪过去写的社评，包括挂在他名下的加起来有两千多篇，统编成了《神武皇帝全集》，全国刻印了四千万多套，几乎国内所有的印刷厂这两年都要干这个业务，怎么印都能卖光，不管老百姓是识字还是不识字，那都像是捧了一套圣旨回家，很多农村家庭正堂都有那种大长桌，俗称“供桌”，上面几乎都有一整套的《神武皇帝全集》，有一些书局直接改个名字叫《神武皇帝全经》，完全就当经文在卖，而内廷总署这两年光是收稿费就收到手软。
此时的宋彪在中华帝国之内，不仅是皇帝，也是一位神灵，那是真正的真龙天子，上天遣派的帝君下凡，有这种说法，说神武皇帝是黄帝下凡。
因为满清是水德，黄帝是土德，神武皇帝既然能消灭满清，带领中华民族复兴，那就肯定是黄帝下凡。爱屋及乌啊，这些年的黄帝庙、黄帝陵也非常火热。
有清醒的人，像唐绍仪、蔡元培、欧阳赓、宋教仁……这些都是非常清醒的人，有不清醒的人。像严复、梁启超、章炳麟，这些都是鼓吹皇帝崇拜的大知识分子，不管你上面的人是清醒，还是不清醒，老百姓是不管什么的，只要你灵验就拜。
宋彪这几年基本都不怎么在国内，此次回到北京。他才真正意识到国民对他究竟是何等之崇拜，那真是比共和国太祖时期夸张多了。
宋彪回到北京之后，中南海周边就从来没有安歇过。每天从全国各地都有数万名群众乡绅前来朝拜，学生过来组织游行表达忠君之情的数量和批次也很多，国会议员和中央政府官员日常上下班都是无法正常通行的。
北京火车站是天天挤满人。用交通部那边的话说，挤的火车都开不出去，北京西山的神武寺、旅顺的神武寺、商丘的神武庙那都是一样的人满为患，包括去旅顺大屠杀纪念碑朝拜的人也非常多，因为这个纪念碑本身也悼念了皇室的宗族。
中南海其实也就是那么个巴掌大的地方，宋彪回到北京之后也是每天不得安生，但他没有出面制止这些事情，也没有去想法解决问题，因为他需要利用这种方式保证自己在帝**政各界的最高权威。
在这种情况之下，国会和内阁根本无力向他反驳。他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他说立什么法，推行什么样的新政，那就得立什么法，推行什么样的新政。
宋彪只是让章炳麟和陈其美、汪兆铭等人想个办法。由内廷总署出面制定一些系统的规则，比如神武寺、神武庙、神武宫、万岁祠、万岁碑、神武帝像、神武画像……都要在何等条件之下才准修建和使用，这都需要规则，各省为他修建的行宫应该如何处置，如何命名和管理，哪些省可以修建。哪些省不可以修，哪个机构来审核和管理，这些都要有明确的规则。
大致做了一个吩咐之后，宋彪就带着皇室和家人一起前往庐山度假。
夏日炎炎，庐山肯定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中国号称有四大避暑山庄，宋彪最喜欢的则是庐山，内廷总署很早就在忙于此事，从英国兰诺兹勋爵手中买下位置极佳的美庐别墅，在此基础上新增修建为皇庭夏宫。
整个内廷夏宫的修建规模是非常庞大的，过去已经动用了四百万中圆，预计还要投入六百多万，按照计划，周边还会继续修建二十多栋别墅，炎热季节，皇帝和内阁都会移驾至此办公，召开全国性的会议。
皇庭夏宫在整个设计和施工的过程中大量聘请了德俄的著名设计师，风格上大体走的是中俄合璧的路线，应该可以说是目前帝国在建筑学上的一个主流方向。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俄国和德国文化对帝国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帝国在军事、教育、工业、政治都有模仿和学习德国的特征，包括帝国对于法律精神的宣扬和贯彻，对于优秀技工的倾力培养、对技工学校的专注和对大学的资助都具有德国式的影响，在文学、建筑、生活方面受俄国的影响则比较多。
首先是东三省受俄国的影响很多，随着东北系入主全国，这种影响就被扩大到了全国，比如说红茶、黑面包、奶酪的流行，荞麦和黑麦的推广种植，俄国的文学作品被翻译到国内的数量是非常多的，这里面就包括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但这个书从一开始就被限制发行，只有搞学术和理论研究的学者专家有机会得到一套，而且是必须登记的。
但是左派的思想，特别是帝国默认可以存在的孟什维克思想在国内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宋彪对这个事情是有克制的，他在1917年的时候就特批允许陈仲甫、俞寅初、宣钟华等人组建了社会主义劳工党，后来效法德国社民党改组为中国社会民主党。
宋彪和陈仲甫、俞寅初之间也有过两次交谈，谈的还是很有意思的。
其实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孟什维克的很多政治上的领袖大体也选择逃亡到东三省，特别是震旦县和哈尔滨、沈阳的俄国区，所谓的俄国区就是你没有签证，只要你是俄国人也可以临时在这里居住六个月。然后再根据你的情况补办签证。
5月份之后，中苏基本确认了正式建交的框架，中华帝国在苏俄的圣彼得堡、喀山、叶卡捷琳堡设有总领事馆，在莫斯科设有公使馆，对这个时候的俄国人民，特别是俄国的知识分子、科技界、经济界的人士而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各国和俄国的外交都已经中断，想要正式的离开俄国，唯一的途径就是在中国的公使馆和领事馆办理签证。然后在公使馆的统一安排下离开俄国。
中俄在过去十几年的来往是非常密切的，中俄友谊会、东正教友会这样的民间组织也很多，通过这些组织的运作。大量的俄国人都能很顺利的逃往中国。
因为苏俄政府已经组建了非常厉害的契卡机构，对全国上下进行大清查，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工商业、军队人士的清查很厉害，比如说高尔察克、马德尼道夫将军都是最早向苏俄政府效忠的军事领袖，最后，契卡给他们一个特殊优待政策，允许他们流亡美国和英国，否则就直接关押处理。
他们的待遇算是好的了，无声无息就被处死的人则更是太多了，据统计仅仅是苏俄内战期间。被契卡处死的俄国人就超过40万，这是被处死的，被抓起来的，被监视的，被调查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中国的这道门一打开。这些人就只能疯狂往中国逃亡。
死亡和黑暗政府的威胁是非常恐怖的。
这里面也就包括了孟什维克的很多重要的评论家、领导人，而他们在中国思想界和政治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微妙的。
对于这个问题，宋彪没有去严格的控制，中央调查总局和国家情报总局也在关注着这些人、这些事，但都没有采取较为明显的措施。
在国内的舆论宣传上，在对苏俄政治体制和思想的批判上。宋彪则着力于两点，一是大面积的公开、深入报道苏俄的血腥和疯狂，打破所有人对苏俄革命的那种美好幻想；二是将“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社会”做为民族复兴的重要目标之一。
这样还不是完全能让人放心的。
在庐山夏宫度假的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宋彪邀请了国内很多重要的社会人文领域的知名学者，也邀请了一些政党的和报纸媒体的知名人士，以及很多宗教和民族领袖，大概有一百多个人，将他们邀请到夏宫一起度假，利用这个时间段，他以文教部和宗教部的名义开了一个庐山学术研讨会，主题就是围绕俄国革命讨论中国的民族复兴和中国社会人文进步的话题。
就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宋彪和诸位人士达成了三个共识，一是中国社会想要稳定发展和进步，人民必须更富更平等，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法律和民主才是保障人民利益的基石；二是一切非法武装都是国家稳定和平和自由进步的天敌；三是宗教和政治信仰自由，相互不得以武力和其他方式干涉、剥夺他人的信仰权。
苏俄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沙俄何等强大，即便沙俄本身有很严重的内部问题，哪怕是二月革命之后也有实力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十月革命之后就突然乱了，各国都要围攻，结果损失惨重，人民生活的更苦。
在文化的问题上，宋彪的希望是支持国学的创立和改革，在全国设立国学院，研究传统国学和春秋诸子思想，在国外则统称为春秋学院，复兴春秋思想，公敬孔孟荀为三圣，尊孙子、韩非子、墨子为兵圣、法圣、墨圣，而不是狭窄的只在孔子思想上寻找中国古典复兴的唯一答案。
在宗教的问题上，宋彪的建议是将儒教改革为汉教，或者是另设汉教，但是汉教本身并不是纯粹的宗教，而是一种祖先崇拜的准宗教，以祭拜三皇五帝为基础仪式，一个显著的和其他宗教区别的地方在于汉教没有教堂、庙宇，只有天坛、地坛、宗祠这样的祭祀场所，以及黄帝陵、黄帝庙等等。
宋彪在宗教上一个真正的选择是开始更多的支持东正教，要求在帝国设立独立的牧首和牧区。级别等同俄国，这是可行的，希腊、罗马尼亚的牧区都是和俄国平齐的，只是俄国东正教牧首排在第五位，仅次于四大牧首。
比较可怜的地方是四大牧首区基本都被伊斯兰世界占领了，所以，这四大牧首区也是象征意义。
宋彪之所以选择支持东正教。一方面是俄国人在华人口比较多，东正教传播比较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抗衡新教和天主教，特别是对天主教的世俗教皇机制。他是非常不赞同的，最后则是东正教的体制更符合帝国的需要。
宗教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多神教在形式和结构上是很难同一神教抗衡的，现在要对中国的原生教派改革也晚了。如果要遏制某一种一神教，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另一种一神教。
天主教肯定不符合宋彪的支持，新教也缺乏说服力，宋彪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东正教。东正教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宗教的正统精神，以及它特殊的区别于传统欧洲世界的价值，这种精神和价值对俄国的影响是很深的，也是俄国不可能彻底融入欧洲的一种主要原因。
东正教的正式名称是“东方正统教派”，片面的理解以及考虑中国传统心态中的那种正统精神，加上它对政治的依附性，这还是比较适合在国内推行和重点扶持。以之挤压天主教、新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空间。东正教对于皇位的正统性是有一定的帮助，宋彪现在是不需要的，不代表未来就不需要，两百年后会是什么情况，谁能知道呢？
当然。对中国的原生教派还是要更为积极的支持，要改良，要有现代人文精神，要符合现代的审美观和人文的追求，不要搞那些神神叨叨的骗钱把戏。
中国人是非常现实的民族，中国的宗教也有现实、市侩的这种问题。格调都被搞的非常低，不是僵尸就是闹鬼，不是风水就是超渡，搞完就是要骗钱。
宋彪的一个大体的感觉就是不管是什么宗教，到了中国就变了味道，所以，他对改良原声教派基本不报有太多的希望，宗教本身也和商品经济一样，优胜劣汰，这也是人的意志所无法扭转的大趋势。
宋彪考虑支持东正教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对于宗教没有地域性的观念，只要对维持国家稳定有利，那就是好宗教，反之则一定要想办法暗中压制，甚至是正面的予以取缔和打压。
他确实不能容忍国民除了赚钱之外，就没有任何的善恶之分，或者就相信投胎转世混个官二代、富二代这种状态，受不了。
如果是这样的民族精神，那这个民族太可怕了。
现在帝国提倡的新精神是春秋复兴和现代法家思想，提倡“中国并不只有孔子”这样的社会倡议，但如果儒家思想真的受到了全面的基础性的大冲击，那也是非常可怕的。
那样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
除了现实、勤劳和市侩之外，中国人还剩下什么？
民族的根基都被摧毁了，八荣八耻喊的很响亮，有用吗？有哪怕一丁点的作用吗？
3个代表有用吗？
还是继续回到修身治国平天下，回到忠君爱国和仁德清廉这条路上来吧，只要民族的根基还在，制度完善，那还是可以继续推动民族进步，总比摧毁一切再重新构造来的好些吧！
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说的很好听的，纵观全国有几个？
八千万的基数何等庞大，达标的是个位数，还是十位数？
我们总是说儒家的“君子”思想要求太高，根本不可能有几个人做得到，所以历史上才有那么多的贪官，“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个标准恐怕比“君子”的要求还要更高更离谱吧？
这是一个“人”的标准吗？
反思一下，到底是只有官员阶层有问题，还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都有问题？他们只是整个民族问题中的一部分？只是出于群众而高于群众的问题？
所以，从希腊和俄国回来之后，宋彪决定做一件可能让很多人唾骂的事情，就像君士坦丁大帝和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都曾经同样很受争议的做过的那些事一样，将东方正统教派推入这个国家，“引狼入室”才是一种逼迫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好办法。
与其浪费口舌和精力去劝说僵化复杂的原生教派去改革，不如直接引入和扶持更简单合适的宗教，因为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所有宗教都不过是维系统治的一种手段，如果外星文明也传播来一种更厉害的宗教，帝国照样可以引入扶持，因为不管是什么宗教流入国内，中国的根基还是祖先崇拜和宗族崇拜，但如果连这种维系中国人灵魂根基的力量都被人为的消灭了，就算中国变成了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那也彻底就算是死光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也许拜神不如拜我，但我总是会死的，而我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总还是会继续的影响你们”，这就是宋彪在做这个决定之时的想法。
正如彼得大帝所做过的那样，推动西化并不可耻。
中国人就算是再西化，只要不在民族精神和文化上进行阉割，中国人就永远还是中国人。
任他死去千年，帝国依旧在。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