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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伊藤博文还活着，看到这样的日本会做何感想？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日本一直执行着一种33政策，即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总量的30，海军军费又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这个政策在早期确实是很有效果，所以在一战之前，中国的海军军费仅相当于日本海军的一半，但到了1927年之后，日本海军军费已经不如中国，到了1937年，中国的海军军费已相当于日本的1.8倍。
1937年，中国海军军费预算总额为13.35亿中圆，而同期的日本海军军费虽然相比1935年增长了近三成，依然只有7.4亿中圆，即便这个数额还是日本全国上下咬紧牙根挤出来的。
简而言之，日本是一个很短视的国家，竭泽而渔，杀鸡取卵。
如果日本愿意放弃他们所坚持的那种达尔文社会主义和法西斯精神，采取同中国一起和平友好发展的国策，日本何必于有今日？
今日的日本已经彻底疯狂了，面对中国，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海军优势荡然无存，陆军和空军也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中国建造了8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14艘巡洋舰、33艘驱逐舰，而日本只建造了两艘战列舰和少量的巡洋舰。
日本不仅缺乏足够的海军预算，本国的造船工业和军舰工业也根本撑不住同中国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日本已经彻底出于歇斯底里的状况，而帝国忽然提出了朝鲜半岛去殖民化的政策就是压死日本的最后一根稻草。
近卫文麿的运气真的不好，这位曾经以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而臭名昭著的日本内阁首相刚刚上任，还在纠结是否对华采取一种虚伪的和平姿态时，就遭遇了朝鲜“去殖民化”这么荒唐的事。
近卫文麿简直不敢相信支那帝国竟然这样的无耻，分明是他们在朝鲜推行殖民统治，而大日本帝国不过是在保护大韩帝国皇室，却要以这种无耻的方式来推翻朝鲜帝国，试图独断统治整个朝鲜。
日本对于中国所推行亚盟政策一贯充满了敌视和曲解，在日本看来，几乎所有的亚盟成员国都不过是“支那帝国”的保护国和殖民地。
日本这些年也流行“去殖民化”的理念，近卫文麿就是这样的号召者，但他的“去殖民化”精神是专门针对“支那帝国”的，他所提倡“东亚去殖民化”基本可以理解为要支持蒙古、满洲国、西藏、新疆都从“支那”所谓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剥离支那人的殖民统治。
身为日本皇室之屏藩的近卫家公爵华族，近卫文麿在日本军政两界都拥有极高的地位，即便是号称“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和他也有非常良好的私交，相互尊重。
近卫文麿的父亲和西园寺公望是同一时代的日本大贵族，彼此也是非常好的朋友，而近卫文麿的思想则和其父截然相反，他的父亲主张日清结盟，共同抵御欧美外寇，而近卫文麿继承了父亲的一些思想，却提倡分裂“支那帝国”，领导东亚抗衡欧美的设想。
他从年轻时就经常宣称“支那这种国家总是会分裂的，然后就会给东亚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样的话，常常因此而显得特别引人关注和出名。
现实是很残酷的，中华帝国不仅没有分裂，而且在反分裂的这条路上走的非常稳健，帝国虽然没有成为东亚的灾难，倒确实是日本的灾难。
近卫文麿出任内阁首相之前，日本已经倒闭了两个短命内阁，起初各方都是希望近卫文麿出任首相组阁，但他连续拒绝了两次，最后等他终于决定出任首相组阁时，各方都为他作出了极大的让步，使得他在日本政坛近十年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组建了一个强权内阁。
当然，这也和元帅府的载仁亲王陆军大将、伏见宫博恭王海军大将对近卫文麿的特殊支持有关系，作为日本五摄政之首的近卫家的公爵，身为日本华族之首，他和载仁亲王、伏见宫博恭王就代表着日本天皇对日本军政控制的高峰。
日本后来宣称天皇对日本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责任，事实如何则是众所周知，没有天皇和载仁亲王、伏见宫博恭王、近卫文麿这些人的支持，日本法西斯主义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流思想。
昭和天皇有反法西斯的长期警戒，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种思想，哪怕是默认了这一思想对日本的控制，本身也是一种极大的罪行。
在中国中央内阁宣布在两年内取缔北部朝鲜的殖民管辖后的几天里，日本军政界一片紧张，海军部和陆军部不断的秘密磋商，已经考虑了那种极端政策——用偷袭的方式袭击中国海军，消灭中国海军之后，利用朝鲜的山地同中国决战，并且逼迫中国同意将朝鲜都交给日本管辖。
当然，他们也考虑在消灭中国海军之后，重新夺回西琉球和台湾，打开大日本帝国向南扩张的通道。
他们用的那个措辞是“收复琉球之西和台湾”。
因为是非常冒险的策略，近卫文麿对此是坚决不能接受的，可他还是决定在这天夜里在同载仁亲王、伏见宫博恭王再做一次秘密的协商，可他们三个人只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保护者之一，其实对于日本陆军和海军的真实控制力都不高，但这种情况是日本明治宪法就已经决定的状况，当年的那一份明治宪法被视作永恒不可更改的宪法，实际上只是日本早期各藩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导致日本内部派系丛生，海军省、陆军省、海军参谋部、陆军参谋部内部都有着各种各样的派系，根本无法扭结到一块。
当所有的派系内部都在秘密讨论先下手攻击中国海军，彻底结束中日海军竞赛之时，一个人站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这个人就是时任海相的海军省大臣米内光政。
米内光政坚持他的观点，那就是进攻中国海军绝对无异于自寻死路，对于海军内部青年将官们制定的那些可笑的所谓作战计划，米内光政只用一句话就能反驳所有人的倡议——不管怎么样，只要你们不能挡住支那的空军袭击帝国本土，你们的一切计划都是没有用的。
这是日本的致命伤。
在同中国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海军竞赛后，日本在航空领域的开支根本撑不住现代航空工业的发展需求，虽然制造了自认为绝对优异的战机，但在生产数量上，远远无法和中国较量。
米内光政对此是非常清楚的。
在这个问题上，米内光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相同的盟友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石原莞尔的态度也是如此——根本没有办法和支那帝国开战，除非你们这群傻蛋真的想死。
石原莞尔这个人特别疯狂，他曾经在五年前亲自乔装成日本商人以购买客机的名义到东北参观了沈阳飞机制造厂，返回日本后，他和亲近陆军的中岛飞机公司的一名课长说——你们这群混蛋，居然比那些家伙差了那么多，怎么可以这样的？
这句话在日本军部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石原莞尔并没有看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在沈北长岭地区的军机制造车间，但只是从客机制造厂这边，他就能够清楚的了解到中日航空工业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总之是真的很大。
以石原莞尔的观点来看，如果日本和支那帝国开战，假如不能在三个月内速胜的话，最好还是别打了。
但是以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实力，想要在三个月内速胜中国简直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即便是这样，日本军部之内的冒险派仍然占大多数，反对开战的人也只能集中一切精力想办法，看看能否完成这种根本不能完成的任务。
日本就是这种奇怪的国家，只要大部分人都那么说了，少部分人就会自动跟随别人，凸显个性和与众不同很容易被视作为一件可耻的事情。
这件事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中国这边绝对没有想到日本会有这么疯狂的想法，居然会想要偷袭中国海军，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海军的主力是在三都澳海军基地和罗源湾海军基地，特别是这十年，三都澳已经日渐取代罗源湾成为帝国海军基地本部。
中国海军的中央海军设有北方舰队和南方舰队两大主力，前者以旅顺、青岛、威海、锦州为海军基地，总部基地是旅顺，后者以三都澳、广州、湛江、罗源湾为海军基地，罗源湾目前逐渐改为福州的民用港口，已经日渐退出帝国海军港口的主要序列，取而代之的是台湾澎湖海军基地，但这个基地也属于小港口基地。
因为北方舰队整体处于守势，仅列装了四艘震旦级战列舰、两艘青州级战列舰和两艘航空母舰，所以，中国海军的主力部队是在南方舰队的三都澳海军基地。
在三都澳基地周边，帝国驻扎着一个空军师，海军本部也有海军航空队，负责在周边的巡逻和警戒，在中日之间的台湾省，帝国也设有功率极大且隐蔽的雷达基站，可以扫描周边近百公里的海域，而三都澳基地的雷达站则是同样的级别。
日本此时对雷达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本身的雷达工业也不强，但他们很神奇的将奇袭三都澳的希望寄托在海军航空队，试图依靠航母决胜。
总之，这是一件绝对无法想象的事实。
日本确实在秘密寻找一击必胜的方法，试图通过提前奇袭三都澳海军基地，消灭中国海军主力部队，这个计划很冒险，可一旦成功，中国海军就将丧失超过70的海军精锐，彻底丧失同日本海军决战的资本。
日本其实一直都在谋划这件事，并且是以非常机密的方式在少数海军参谋军官中进行探讨。
……
中国的政客一贯都是有洁癖的，顾维钧并不喜欢纳粹德国和苏联这两个非常疯狂的国家，但也不愿意去当一个挑唆两国开战的说客。
他只是巧妙的和希特勒提出一些建议，并且就中德军事技术的合作开启了一些新的窗口，让德国和帝国进行一些非常关键的技术交换，利于德国能在战争中有效的击败苏联。
在波兰和德国访问之后，出于对瑞典和西班牙的重视，顾维钧也继续访问瑞典、西班牙，从德国转移出来的资本中，很一大部分会以中央信贷资本的方式进入这两个国家，支持他们在工业上的发展。
1938年，随着德国兼并奥地利，中国宣布取缔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新的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和中日战争就已经露出了阴霾的前哨声。
世界从这一年走入了一个新的战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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