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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本的历史，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日本即由由寺内寿一指挥南方军40余万人，分兵数路进攻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而在之后，也就是南云忠一对珍珠港发动进攻的同一天，日本便开始进攻香港。日军主力在炮兵、空军、海军的配合下，向香港发起了猛烈进攻。空军首先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和停泊在香港海面的英军舰船，摧毁了香港英军薄弱的空军力量。之后，日军步兵随即向九龙要塞发起攻击。英军瓦利斯准将指挥的大陆旅疏于防范，九龙要塞被日军轻易攻占，英军被迫转守香港岛。两周之后，香港香港总督杨慕琦向日军统帅酒井隆投降。
日军入城后，大肆抢掠，强J妇女和杀害无辜居民。许多华人的店铺被封门，特别是那些大的铺店，如先施、永安、大新等国货公司、五金行、汽车行等。被查封的公司企业门口多半钉上写有“军搜集部管理”字样的木牌，银行、当铺门口则钉有“金融班管理”的木牌。日军将香港的九十五万担存米，抢走八十万担充作军粮，造成香港严重的粮荒。
除了抢劫财物，半夜里许多喝醉了酒的日本兵还经常四出寻找妇女。妇女们躲藏在各处。不少妇女遭到凌辱，甚至有被几个敌兵**的。在日军举行“入城式”后的那些夜晚，许多妇女吓得在三、四层楼的房顶上乱跑，瓦片被踏得发出破裂的声响。当时有些妇女说，他们不怕炸弹和机关枪，因为碰上了它，干脆死掉就是了。他们最怕的是敌兵的电筒和使人胆寒敲门声。
日本侵略军还滥杀无辜居民，视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在离跑马地不远的蓝塘道，一户居民全家八口皆被杀害。在皇后大道西，一名老年妇女，因为听不民懂日语想通过岗哨东行，被日军当场开枪打死。在湾，一名青年不小心闯入了所谓军事区域，日本兵上来就是一刺刀，将他杀害。在深水元州街，一名妇女身上背小孩上街买菜，回来时赶上戒严，眼睁睁看着自己信的楼宇，无法走过去。她的长子约八、九岁，想横穿马路迎接妈妈。这名妇女，摇手示意，不让儿子过来。不料母子三人竟都被日军开枪杀害。……
在日本统治期间，香港百业凋零，唯有赌博、吸毒等罪恶的行业得到发展。从最热闹的皇后大道到最偏僻的角落都有赌场。臭名昭著的大赌场有“荣生公司”、“两利公司”等。赌场门口往往是一面日本旗，一条“发财请进”的标语，有人在摇铃，有的还有土娼招待。这就是日军带给香港的“新秩序”。开赌场的多半是与日军相勾结的亡命之徒，有的甚至标出他们过去秘密组织的堂号，如“十八子”、“粤成堂”等。1944年2月，南支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以后，甚至公开鼓励开赌，抽赌饷充军费，此后赌场林立，更加乌烟瘴气。此外，日军还鼓励吸毒。敌总督部设有贩毒机关---裕祯公司，用飞机从热河运来烟土，并开设售吸所，准许烟民领牌买烟。
可现在，不仅“美国事件”已经暴发了许久，日本也没有开始实际侵略南洋的行动，就连原本应该被派来攻打香港的酒井隆，也只能看着香港垂涎三尺，而不敢稍动。
……
“八嘎，整个广东都在我们手里，为什么却不敢去打香港？”
酒井隆，日本陆军中将，刚刚接替了不久前被撤职的安藤利吉，成为驻广州的第二十三军司令。1928年，酒井隆一手策划和制造了“济南惨案”，并因此晋升为中佐，回国后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中国课课长，成了出名的中国通，1932年晋升大佐、1934年8月调任日本驻天津的支那驻屯军参谋长。在此期间，酒井隆积极参与策划了侵略中国华北的种种阴谋活动。他借天津《国权报》的汉奸社长胡恩溥，另一个汉奸《振报》社长白逾桓被杀一案，伙同关东军驻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峨诚也、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乘机扩大事端，打算以日军武力为后盾，在华北攫取更多的权益。而面对日军的层层进逼，国民政府却不想与日方发生冲突，不断妥协退让，最终接受了日方的要求，达成了“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表面是由何应钦跟梅津美治郎所签订的，但酒井隆却是主要促成者之一，这一协定迫使国民党取消了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出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于学忠和张廷谔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等国民党将领被罢免，甚至连国民党内部组织的蓝衣社、复兴社也被名义上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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