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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大量的廉价设备。”王斌更清楚的说明自己的意思。摩根财团绝不是善男信女，不过他们也不可能打进中国对人民党不利。同样，人民党也完全没办法对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摩根财团如何。在美国打官司的话，人民党不可能胜过摩根财团的。现在双方是一种“互利合作”关系，如果这些最起码的互信不能达成一定程度的话，王斌也不敢轻易下注。
“如果你们肯让我们在中国投资的话，这些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代表答道。
这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同样也是人民党现在极为难以接受的办法。一面宣传自己代表了劳动者的利益，一面接受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这种决定也就是陈克能下，王斌并不能做出这么巨大的决定。
“我会询问陈克主席对这件事的态度。”王斌给了一个回答。
在党课上，王斌听陈克讲述过一个观点，无论是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是根据地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无论哪种制度的核心都是围绕着对生产资料，劳动力，以及资本的使用。两种制度之间的区别在于到底是资本控制政治，还是政治控制资本。
这番讲述曾经让王斌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问题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直面这种层面的问题，以及为这种问题烦恼的日子会这么早降临。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与根据地相比，美国实在是极为强大的存在。在资本的雄厚程度，工业实力，以及对资本营运方面，人民党居于弱势。想把场面上的弱势扳回来，就只有依靠人民党是一个政治实体，拥有政府、军队这些筹码。
到底是资本控制政治，还是政治控制资本，这还真的是个问题。王斌忍不住钦佩起陈克的先见之明了。他在此时也理解到自己的一些想法，王斌是真心希望在和外国资本打交道的时候，能够作为主导局面的强势一方。而不是想现在一样左右为难。
王斌的烦恼是幸福的烦恼。构架贸易框架协议的两大政治实体之一，北洋中央政府要面对的就不是这些热情洋溢，态度积极的商业合作者。上门寻求北洋中央政府合作的也不是一家两家，这些合作者们寻求的都是向北洋贷款的。
当然，因为有定额贸易协议撑腰，这次来放贷的远没有以前的条件那么苛刻。不过即便如此，袁世凯也被气坏了。如果不牵扯扩军的话，北洋的财政问题终于缓过口气。而且在陈克的建议下，东北的大豆被袁世凯试着推销给外国商人，立刻引发了轰动，订单纷沓而来。加上人民党在北京天津等地建设的蜂窝煤等民生企业的税收，袁世凯手里没什么余钱，也不至于要借钱度日。不过这世界就是如此，缺钱的时候求爷爷告奶奶想借，那时候难死了。不缺钱的时候，想借钱给你吃利息的人大把的存在。
对这群人袁世凯也不想搭理，他的烦恼在于明明看着很好的出口拉动经济的计划，北洋却无法发挥出这个计划的优势来。严复在最初提出计划的时候倒也一度让北洋内阁有些震动。到了具体执行方面，严复就展现出他在事务性工作方面的极大不足。“御下无能”四个字无疑是严复此时的写照。袁世凯能理解北洋内阁成员对严复的抵触，严复身为光杆司令，空顶着内阁总理的头衔，实际上他无法让任何一名阁僚服从他的命令。
对这样的现状，袁世凯心里面有一种快感。人民党主导局面的时间太久了，久到袁世凯都不愿意直视这段时间。哪怕是当下严复的失败实际上并不符合袁世凯的利益，袁世凯也乐于看到严复的窘态。
直到严复提出要出国访问，英国方面已经邀请严复访问英国。袁世凯才觉得自己袖手旁观的做法或许不太合适。即便如此，也没有下定决心否决这件事。严复毕竟是人民党的人，他因为出访而离开内阁之后，北洋内阁才会重新变成一个真正的北洋内阁。考虑了好一阵，袁世凯终于同意了严复的出访请求。1912年1月，内阁总理严复在天津乘上了出访的游轮。
送走了北洋内阁最大心病，以副总理行总理职位的徐世昌再次恢复了活力，“我认为应该大力推动对外贸易。”徐世昌拿出了自己的计划，内阁成员一面听，一面心中暗笑。整个计划完全是抄袭严复提出的计划，甚至连字都没怎么改。徐世昌根本不在乎阁僚的想法，他已经决定自己要在这件事情上展现出自己的实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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