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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寨的张礼，并攻克了和平寨、狮头寨、员山寨、和尚寮、棉湖寨等地。永历四年六月，郑成功围攻潮州的郝尚久，双方互有胜负。在以上战斗中，施琅与施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云霄之战时，施显杀死张国柱，是取胜的关键因素；在攻打潮州的战斗中，“左先锋（施琅）亲随何义、陈法、林椿等十数人冒炮冲进，登楼攀连而下，虏支吾不及，杀伤跳水死者不计其数”。可以说，在这一二年时间内，郑成功军队的胜利，与施家兄弟努力是分不开的。施琅还用其影响力将诏安县有名的万礼所部招于麾下，万礼以后成为郑成功的主要将领之一。除了施家兄弟外，回归的闽军中，其他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廷在郑成功帐下任右先锋，在伏击郝尚久的战斗中，黄廷是伏击部队的主力之一。此外，郑成功曾经“委右冲镇洪习山镇守达濠地方，以副将军甘辉任右冲镇”[25]。洪习山也是施琅所部闽军的重要战将。甘辉则是施琅之后郑成功军队中最有名的大将，他从此役开始扬名于郑成功部队。总之，施琅所部加入郑成功部队之后，很快成为该部队的骨干。而郑成功的部队也因施琅所部的加入，作战能力大大加强，从屡战屡败变为有胜有败、胜多于败。郑成功部下敢战的名将士卒，大都来自施琅所部，郑成功从此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
第二，施琅这支“清军”加入郑成功部下，也使郑成功军队的政治倾向发生奇怪的变化。过去，郑成功作战的对象是清军，但在此后，郑成功作战的对象逐渐变为政治上的盟友——广东明军。
先是，永历二年四月，广东李成栋起兵反清，他派出部下郝尚久潜袭潮州，将南明的势力扩及潮州。郝尚久曾经邀击脱离李成栋部的施琅，使之几遭灭顶之灾。其后，施琅归于郑成功部下，而郑成功所部入潮就粮，与郝尚久发生冲突。双方作战多时，损失很大。按照顾诚先生的说法，郑成功在李成栋反清之后，仍南下潮州与李成栋部下郝尚久作战，是一种不顾大局的南明内战，妨碍了南明的抗清斗争。然而，从其背景看，似有施琅的因素在起作用。
施琅在郑成功部下，最大的动作是为郑成功筹划袭击厦门郑联。据新发现的碑记证明：郑联与郑彩皆为厦门人，他们与郑芝龙同姓不同族。郑彩与郑联在隆武帝死后拥立鲁王朱以海，以厦门为根据地，在闽浙沿海与清军作战，一度声势高于郑成功。但是，他们很快与鲁王发生矛盾，弃之不顾，回到厦门，拥军自立。在名义上，他们还是郑成功的抗清同盟军之一。郑成功将其作为袭击对象，实为南明内部的内战，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关于郑成功袭击郑联，施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阮旻锡的《海上见闻录》写到：“郑彩、郑联在厦门，与芝鹏有隙，赐姓用施琅之策，以米千石饷郑联，欲袭取之。联不疑”[26]。《台湾外纪》也有类似的记载，施琅向郑成功说：“八月，芝鹏至潮阳，说成功取厦门为家。成功曰：‘彼船只倍多，部将老练，取之不得，反结为仇。’芝莞曰：‘建国远行，惟郑联在厦，迩来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取之正当其时’。施郎曰：‘征之未见为是，当设计图之’。成功曰：‘试陈可图之计’。郎曰：‘联乃酒色狂徒，无谋之辈，藩主可领四只巨舰，扬帆回师，寄泊鼓浪屿。彼见船少，必无猜疑。其余者，陆续假为商船，或寄泊岛美、浯屿、或寄大担、白石头，或从鼓浪屿，或转入崎尾，或直入寄碇厦门港水仙宫前。藩主登岸拜谒，悉从谦恭，然后相机而动，此吕蒙赚荆州之计也’。功曰：‘此计甚当。但吾欲善取之，庶免杀兄之名。’芝莞曰：‘不杀之，恐其部卒恋主，不如杀之为是。建成、元吉，岂非亲兄弟乎’？成功点首，令甘辉、施郎、洪政、杜辉四将统之。配船四只，其余依计而行”[27]。
郑成功在厦门袭杀郑联之后，吞并了他的部队，并于后来召回郑彩，这样，原属于郑芝龙旗号下的海上力量，基本重归郑成功管辖，因此，厦门事件的发生，对于郑成功的崛起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这一过程中施琅所献计策，应是郑成功轻易取胜的重要原因。
但从明清政治对立的态势来看，施琅为郑成功攻打潮州及袭取厦门，都没有违背清朝在东南的利益，事实上，也是清朝乐于看到的。而从大局来说，这些军事行动都不利于南明，南明史专家顾诚先生为此批评郑成功不顾抗清“大局”[28]。确实，从当时郑成功军队的政治动向来看，有点“不清不明”的含糊。不过，郑成功部队之所以出现这种混沌的政治态度，与施琅这支“清军”加入有关系。而郑成功并非真要为清朝效力，一旦巩固了后方，他便要南下勤王了。
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闰十一月，郑成功“传令各镇官兵在船听令，南下勤王”[29]。次年正月，郑成功南下勤王之兵抵达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左先锋施郎入告曰：‘勤王臣子职分，但郎昨夜得一梦，甚然不利，乞复细思’。藩知来意，心含许之。遂令将左先锋印并兵将令副将苏茂管辖，其后营万礼吊入戎旗亲随协将”[30]。郑成功拒绝施琅的建议而坚持南下勤王，今人多从军事上评论这一事件，认为施琅的建议是对的。其实，若从政治的角度分析这一事件，就会对施琅的建议另有看法。长期作为清军将领的施琅，不论是出于什么因素考虑，他对南明的政治前途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他之所以谏阻郑成功南下，是不愿与清军作战。郑成功读懂了施琅的意思，所以爽快地将其免职，而令其回厦门驻守。
从施氏家族的政治态度看，施福不愿参加郑军作战；而施琅乐于南明内战，不愿勤王，二人的态度都有亲清朝的倾向，这不能不使郑成功感到疑虑。
第三，施琅兄弟在郑军中欺凌众将，动摇了郑成功的权威。郑成功在明末以招讨大将军的称号号令部众，在他的部下，有来自各方面的势力，而郑成功一概授以“总兵”的称号，简称为“镇”。大的镇有数千人，小的镇只有数百人，其中以施琅、施显兄弟二镇的兵力最强。施琅是一个天生不安分的人物，他做过黄道周的部下，但与黄道周所部因争夺一名伪官俘虏，大打出手，被黄道周告到隆武帝处，这在现存的黄道周奏疏中尚能看到。投入清朝后，他与李成栋关系不顺，不过，其中原因并不在他。施琅晚年与姚启圣合作收复台湾，也与姚启圣发生冲突，所以，一般人都认为施琅是一个不好合作的人。施氏兄弟投入郑成功部下之初，郑成功对其十分优渥，“凡军事必咨商”[31]。由于郑成功的信任，施氏兄弟在郑军权势很大。他利用这一点作威作福，也是众所周知的。杨英评道：“时施郎兄弟俱握兵权，每有跋扈之状，动多倚兵凌人，各镇俱受下风。惟后劲陈斌每与之抗，曰：彼恃兵力，吾兵足与敌；若彼手段，虽兄弟，吾用只手蹂躏之”[32]。但是，最终陈斌还是无法在郑军中立足，永历四年闰十一月，“陈斌与施琅相抗不睦，率兵而逃，具禀陈所逃缘由。后斌据潮阳归清”[33]。陈斌所为，对郑成功震动甚大。后来又发生了黄廷事件。“一日，家丁与右先锋黄廷兵争竞小故，郎径率数猛直至黄廷行营辱骂，并碎其家器。廷忍避之，密启藩”[34]。从这些事件来看，施氏兄弟欺凌众将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施琅的企图是建立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若他这一目的达到，施氏兄弟便会成为郑军中的霸主，诸将要看其脸色行事，这就不能不动摇郑成功在军内的权威。永历五年在厦门发生的郑成功与施琅冲突的事件，已经为大家所熟悉。其起因是南明战将曾德在厦门得罪了施琅，躲入郑成功家中。而施琅不顾一切，带兵冲入郑成功家中，将曾德捉去杀害。郑成功因此大怒，下令拘捕施琅、施显及其父施大宣。其后，施琅逃走，而施显与施大宣被郑成功处死。施琅逃到安海之后，对自己的去向尚在犹豫中，但郑成功所派刺客又来到安海，施琅无法安身，只好投奔清朝。
对于施郑矛盾的激化，人们多责备郑成功诛杀施琅之父与弟施显，是自毁长城。但从政治上来说，这实质是郑成功军队内部亲清派与拥明派的一次政治斗争。施琅自从成为清军将领之后，对清朝的态度大为变化，他已经有心完全拥护清朝。因此，他对所谓的“勤王”不感兴趣；而郑成功则是大义在身，一心拥明。施琅抗拒南下之事表明：郑成功要将这支有不少“清兵”的军队改造成一支实实在在的明军，还要花很大的力量。因此，他非得除去对清朝暧昧不清的施家兄弟不可。从权力的争夺来说，自从施福脱离郑芝龙直接统辖而独立作战以后，施氏家族在军中已经有很大的影响。郑成功虽然将其重新纳入自己的统帅之下，但是，由施琅一手带出来的军官们，对施琅很有感情。在郑成功明令逮捕施琅之后，施琅的旧部苏茂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将施琅放走；而施显手下的军官在施显被监禁后，也曾经“赂监者脱锁钥，将掖之去”[35]。施琅偷渡大陆后，又由安海施福派出的船只将其接走。可见，施氏家族在郑成功部队中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他们又有亲清朝的倾向，若让施氏家族的势力发展下去，对郑成功是一大威胁。郑成功借口施琅杀曾德的事件，一举将施氏家族连根拔去，实质是一场政治斗争。
结语。郑成功与施琅都是那一时代的英雄人物，但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郑成功是为明朝而战，施琅则已经成为清朝的将领，一直有亲清的政治倾向。他们由于历史的关系与地缘关系而走到了一起，但其政治态度的分歧，决定了他们注定要分道扬镳。郑成功与施琅各为其主，都是英雄人物。肯定一人而否定另一人，都是不对的。在一定的前提下，两人都是值得肯定的名彪青史的人物。郑与施的斗争，决不是郑成功容不得施琅的问题，其实质是一场权力之争，若是施琅长期留在郑成功的军队中，这一支队伍会日益向清朝靠拢；而郑成功将其排除出去，则将其改造成为一支完全听其号令的明朝队伍。两雄不并立，郑成功与施琅的冲突迟早要发生，只是郑成功早已看清这一点，而施琅尚未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郑成功除去队伍中的亲清派核心人物之后，队伍士气大振，郑成功因而大举进攻闽南清军，从而奠定了其事业的基础。
[1]徐晓望，生于1954年9月，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岳麓书社1998年，第28页。
[3]施琅：《武毅伯特进光禄大夫加太子太傅忠勇将军僴父公行略》，**衙口施氏：康熙四十五年《浔海施氏族谱》往本，卷10。转引自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第28页。
[4]施琅：《靖海纪事》，《决计进剿疏》，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第14页。
[5]施士伟：《襄壮施公传》，见《靖海汇纪》，转引自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第27页。
[6]施德馨：《襄壮公传》，录自《靖海纪事》序，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第23页。
[7]*施德馨：《襄壮公传》，录自《靖海纪事》序，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第23页。
[8]徐晓望：《论隆武帝的战略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9]佚名：《思文大纪》卷7，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30页。
[10]钱澄之：《所知录。隆武纪事》卷上，荆驼逸史本，第9页。
[11]
两广提督李成栋揭帖，顺治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到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台北，维新书局1972年，第601页。
[12]顾诚：《南明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434页。
[13]《清实录》第三册，《清世祖实录》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9页。
[14]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顺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到，《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台北，维新书局1972年，第639页。
[15]《清实录》第三册，《清世祖实录》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9页。
[16]顾诚：《南明史》，第412页。
[17]《清史稿》卷260，施琅传，第9864页。
[18]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顺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到《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639页。
[19]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8，历代，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70页。
[20]鲁可藻：《岭南纪年》卷2。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434页。
[21]顾诚《南明史》，第434页。
[22]
施琅：《都阃安侯施公（显）行述》，**衙口施氏：康熙四十五年《浔海施氏族谱》荒本，卷24。转引自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第73页。
[23]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第69页。
[24]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页。
[25]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第13-17页。
[26]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页。
[27]
江日昇：《台湾外志》卷6，上海古籍社1986年，第111页。
[28]
顾诚：《南明史》第440页。
[29]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30]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第25页。
[31]施德馨：《襄壮公传》，录自《靖海纪事》序，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第24页。
[32]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第23页。
[33]阮文锡：《海上见闻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34]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第32页。
[35]施琅：《都阃安侯施公（显）行述》。转引自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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