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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商税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不独是前明在这个问题上无计可施，就是满清也没有多少办法。道理也很简单，农税和土地挂钩，地是跑不了的，只要根据土地多寡、肥瘦征税，总归能收到许多。
可是商税该和什么挂钩？商铺？流通？工场？这里面涉及到的门道就太多了。商铺的地段好坏，商人的经营手段，还有工场产品的销售情况，都很难界定。如果用一刀切的法子可就太不公平了，比如朱济世开的汇丰银行能和同样面积的米铺按照一个标准收税？如果要根据商户的利润多寡和营业收入多少抽税。公平倒是公平了，可是这个商人多狡猾啊！他们肯老老实实申报自己的收入？这个时代又没有后世那种严格的审计和发票制度。而且朱济世的大明朝也不可能养一大批精通商务的税官去征商税——真要养了也保证不了他们的廉洁高效，准保是一堆贪官污吏！
因而满清的商税体系其实比前明强不了太多，除去盐税、关税（包括内地的税关）之外，也收不到几个税。而且盐、关二税背后的贪腐问题多得真是数都数不过来！不过满清也不会让商人闷声大发财，他们的办法就是养猪杀猪，所有的商人在满清朝廷眼里都是一口口的肥猪，什么时候需要用钱，就强迫他们捐纳报效。每一朝都有不少豪商被没完没了的捐纳报效逼得倾家荡产。在这样的体制下，商人自己都把商业当成了末业，通过商业的所得都想换成田产固定下来，传给子孙，根本不会工商之事上不断投入。产业革命什么的，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而朱济世现在是将工商当成根本来发展的，他自己就是大商人，按照后世的说法还是跨国财团大老板，对这个时代世界各国工商业的发展情况非常了解——仅仅是一次产业革命并没有让中国全面落后！只要能够采取保护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想要追赶上去不过是十年之内的事情！可是保护和鼓励工商业发展不等于可以不向工商业要钱。要不然前明覆灭的教训，又要在朱济世开创的“后明”上演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从工商业的口袋里面往外挖钱了！
“眼下广东各县都是有商会的，王上如果想多收商税，又不想用酷吏惹民怨，不如就将商税摊派给各县商会，再由商会自行设法筹措，各县官府不可再征商税。”
潘仕成淡淡地将自己的大胆设想说了出来，原来他的办法类似于欧洲早期的“包税商”制度，就是让朝廷将准备征收的商税直接摊派到广东各地的商会头上。由他们自己想办法去收。不必透过办事效率低下又贪婪成性的税官——其实在明清两朝这帮税官装到自己口袋里去的银子肯定比上缴朝廷的银子多！
不过屋子里的大明文官们听到这个主意就懵了。这就是将官府收税的权力交给商人啊！
这岂不是官不官，商不商了？而且商人多狡猾啊！你让他们自己征自己的税，这朝廷要流失多少税款？
另外，商会都控制在大商人手里。让商会去自行征税，这些大商人肯定要借机把税赋转嫁给小商户！最后定然闹到民怨沸腾！这不是祸国殃民嘛！
朱济世摇头感慨，这个儒家之官就是什么都想管，又什么都管不好啊。
“孤本商家，尔等以为孤奸猾否？”朱济世沉声止住了沸腾的人声，这个时候得替商人们站台助威一下了。“潘尚书，如果将商税交由商会自行筹措，光复元年的商税可以征多少？”
众人都不吱声了，虽然他们是一致认为朱大王是有史以来最奸的奸商。不过人家现在是大王，这种掉脑袋的话谁敢说啊？这间屋子里的官儿都是在长在满清的，可没有前明文官骂皇上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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