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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先生，看来这个阮福钟丽真的做不了主，不如我们一起走一趟南定？”
布尔布隆耸耸肩，微笑道：“好吧，皇帝陛下，那就让我们去一趟吧。不过阮福时不答应我们条件也没关系。反正南圻和北圻已经被我们两国占领了，他的意见根本不会影响我们两国在南北圻的统治！”
在动身前往南定之前，朱济世还要安排一下几百个来广东公费旅游的县官，这些日子朱皇帝还在百忙之中召开过几次“工商促进会”，把大明朝以“gdp”为纲的执政思路彻底交代了一番。当然，这个gdp是要打引号的，现在大明还没有统计局这个衙门，也不知道怎么计算gdp。
但还是有些指标是可以考核的，比如税收，特别是工商税收的增加多少就是其中最硬性的指标，直接和官员薪水的增加挂钩——至于官员为了政绩强行提高税率是不用担心的，因为有公局这个“准议会”的存在，地方上的商税征收是由公局和县衙共同负责，而且公局还有权弹劾县令！而农业税又是由士绅和县衙公同把持，所以县太爷在这方面横征暴敛的余地也不大。而且《均税法》的提出，让每个省的农业税都有了统一的税率，原则上是安照中下田的标准确定的——《均税法》肯定不是一个最合理的税收办法，但确实是最容易操作和监督的办法。几乎没有什么漏洞可钻，虽然可以“因灾缓缴”，但是所有官员的三族都不能享受这个待遇，所以也不用担心下面虚报灾害。
另外大明地方财政资金的管理也非常严格，财政资金不是放在库房里面，而是存入汇丰银行或是朝廷指定的其他银行。所有官员的薪水也是用银行转账的形式直接发到个人账户上面，完全杜绝了贪污库银的可能性。虽然大明的官府仍然是个**丛生的地方，但是像前明那样收不上税，或是像清朝那样库银三天两头被人搬回自己家里去的“低级错误”是不会发生的。
在这次工商促进会组织的“县官洗脑”运动结束之前，朱皇帝又将自己编写的一本名为《工商促进办法》的小册子发了下去，提出了：修商道、引外资（外地资本）、开矿山、兴农场、迁贫民（对于某些穷得没有办法的地方来说，外出闯荡的子弟汇回来的资金对本地经济的发展也很有好处）、严制度、办新学等多种促工商的办法。
随后朱济世就带着一个团的锦衣近卫军和玛丽亚.克莱门蒂娜、罗泽南、布尔布隆等人一起直往河内而去了。
河内是大南的东京，又是北圻地方的首府，地处大南土地最肥沃的珥河（红河）平原中部，仿佛是河流密布的江南鱼米之乡，在一条蜿蜒狭窄的官道两旁，皆是无边无际的田埂和星罗棋布的村落，可是在眼下这个春播的时候，田埂之中并没有劳作的农夫，几乎所有的村落都有被火焚过的痕迹。
这一路，朱济世还和从中国开来的大队人马汇合，越是接近河内，战争的气氛就越是浓烈。不时有大队大队的兵马沿着大南的官道调动，有些还是刚刚打破了某个抵抗的越人村寨归来，官兵用刺刀押送着被俘的越人妇孺，他们将会被驱逐出北圻，自生自灭，而他们的丈夫或父亲，不是在士绅的组织下去勤王，就是在残酷的战争中死亡。占领北圻的明军已经得到严令，驱逐北圻境内所有的土人（华人当然除外），这场战争和以往几次北朝侵越不同。因为现在的大明天子不是传统的华夏上国的仁君，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侵略者！
按照朱济世好朋友恩格斯的话，大明侵越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是大明帝国主义为了转嫁国内危机而发动的扩张性侵略战争！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