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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年代来说，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大城市”了。
进入睢阳城内，戴言所见的是一片兴兴向荣的繁荣场景。城内店铺林立，各国商人来来往往，极为热闹。宋国本是殷商移民之后，对于商业其实并不排斥。
商部族最初就是作为部落联盟时农业并不发达，其畜牧业和手工业则较为发达。其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牛羊过剩而粮食不够的问题，于是商的首领王亥就以其手中所有的牛羊来向四周部落换取粮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贸易。到了商汤时期，商汤甚至通过以丝绸换取夏朝的粮食而变相的削弱了夏朝的力量，使得商汤能够成功的灭亡夏朝。到了周代商时，周王大肆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于天下各地，这些封国建立以后，对于殷商遗民的防范十分严重，不允许殷商遗民占有土地，于是殷商移民只得从事贸易，由此商人一词从此成为中国从事贸易行业之人的代称。
到了如今的时代，虽然不能说天下所有的商人都是玄鸟子孙，殷商后裔，但是以这时代人们的普遍看法，一个商人，其祖上起码有八成以上的几率是殷商的遗民。宋国作为殷商遗民的大本营，对于与自身同血脉的商人们当然是不会排斥了。历史上的贸易大国齐国改革时，还需要官府办妓院以待客来“招商引资”；而另一个贸易大国郑国也需要有公室与商人订立“郑商之盟”，商人才为郑国服务。而宋国则统统不需要这些，同样的血脉，同样的信仰就是最好的信任。
战国天下，如果要说天下最大的城市，那自然是齐国首都临淄。然而若要说哪个城市是天下最富的城市，则必然要说到宋国的另一大城市陶丘了。陶丘本是位于济水岸边的一座城市，以前是曹国的土地，后被宋国攻取。自魏王迁都大梁以来，开凿了鸿沟，从颖水出发，分别连通了睢水、济水和黄河。宋国看准时机，也开凿了菏水以连通泗水和菏泽、济水。由此在天下东部地区水路畅通无比，而陶丘则成为其中的中心。陶丘有了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外加宋国欢迎商人的风气，使得陶丘迅速崛起成为整个天下的商业中心，堪称公元前四世纪的上海。
戴言在丰邑时就听说过陶丘的富庶，然而毕竟是未亲眼见过。但就睢阳的富庶和繁荣来看，他也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繁荣。他进入睢阳，去到了专门的贸易市场，在他预想中应当是各家店铺混杂的，因为在丰邑就是如此。然而睢阳城内的市场却是又细分为专门从事粮食贸易的粮市，专门卖丝麻的丝市，这些是初级产品作为一个市场；而后又有专门售卖、木器、漆器、玉器、陶器等的市场；也有售卖成品鞋、帽、车等的成品市场。其分工极为精细，而官府派指派褚市来管理市场。
离贸易市场不远则又有百工作坊，背靠如此发达的商业，睢阳的手工业也是毫不落下风。像戴言远远就可见其中有织布的布坊，有专门锻造铜器的铜坊，有造车的车坊，坊市四周也是各色人员进进出出，热闹不在贸易市场之下。
而远离市场与工坊则就是大片的居民区了，在睢阳，公族与庶民的住所泾渭分明。公族的居所都是一栋栋的深宅大院，院落一栋栋连绵不绝。而庶民的居所则与戴言在丰邑所见的贫民居所并无不同，都是如果贫民窟的低矮建筑。介于二者之间的则大多数是商人和城外地主的居所，其中有些规模甚至不比公族之住所差，然而和公族之居所比起来，毕竟是少了一份贵气。
介于睢阳公室居所包围的，则就是宋国的宫室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君所在即是权力的中心，宋国也是不例外。子喜以戴氏而取宋以后，对于以前那寒酸的宫室很是看不惯，于是进行了大规模的翻修，这使得如今的宋宮看起来愈加富丽堂皇。
子偃作为宋国公子，在睢阳自然是有自己的住宅的。戴言在亲眼看到了睢阳城内的状况后，派人向宋君子喜报道了就返回自己的居所了——一座紧挨着宫室的戴氏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