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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股小小的风潮。
崇祯皇帝也借着这个机会自掏腰包让南北两京的国子监，分别校订刻印《山海经》，以及南北朝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顾野王的《舆地志》等等华夏传统地理类的典籍图志。
对于崇祯皇帝来说，这不过是一个举手之劳的小事情，可是如果将来有一天，因为这些举手之劳的小事情，真的在如今的大明朝掀起一股地理探险与考察的热潮，那可就是功德无量了。
当然，徐弘祖他们关于西南山川、地理、道路、城寨以及风土人情的各种精彩记录，除了激发起一部分士林读书人效仿的热情之外，也成为了兵部职方司急需的东西，被用在了更加详实和精细化地制作西南地区的地形沙盘之上。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批人物，在不断补充和校正着兵部职方司对于各地山川道路地形地貌的认知，所以，武英殿中的皇明版图地形沙盘，也才能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准确和精细。
一张准确的山川地图，对于从战略上指挥一场战争来说，到底有多么重要，在这个时代，恐怕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比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更清楚了。
正是因为有了如今皇明版图地形沙盘的日臻完善，崇祯皇帝与军机大臣宁城伯孙承宗、兵部尚书南居益他们，才能够信心十足地身在遥远的京师紫禁城，遥控指挥着发生在西北边地的战事。
且说，李邦华在靖宁州召集了各路兵马的将帅们，传达了崇祯皇帝的最新谕旨，部署了各路兵马在各个方向上的作战任务和作战目的之后，各路将帅随即赶回各自的驻地整顿兵马，预备着新一轮的向西进军。
木速蛮过了黄河向西逃窜之后，不管是远在京师的崇祯皇帝，还是身在西北的李邦华、袁崇焕，都没有了原来的那种投鼠忌器和畏首畏尾。
特别是在总体上形势一片大好，中间却突然遭遇了甘军兵败与兰州城破的挫折，从李邦华到袁崇焕，以及各路将帅士卒，都是卯足了劲头，要将盘踞在陇西一带的流贼一网打尽了。
崇祯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新任甘肃镇总兵官周遇吉，带着原定虏镇的主力人马即王世虎部、姚进忠部、黄廷弼部，从靖宁向西，再次进驻接管了巩昌府的会宁县。
甘军兵败之后退守会宁的甘肃镇罗俊杰所部两千多人，也随即并入了周遇吉的麾下，而周遇吉麾下的甘肃镇也再次人马过万。
与此同时，新任三边团练副使史躬盛也奉旨收拢了毛羽健死后被打散的三边团练队伍，如唐仲亨、闫策、覃崎等部人马，约莫四千余人，带着返回固原城进行整编。
而原本驻留在庄浪水洛城一带，按照近卫军都督府的指令，已经整编训练了将近三个月的近卫军第四镇，早已按耐不住各部求战的性子了。
武安伯王廷臣从靖宁州城返回之后，近卫军第四镇一万两千人马，当即向着安定城的方向一路推进。
此外，汉中官军董志义、潘云腾所部，也在不久之后奉命由泯州继续向西伺机夺占洮州；
陕西总兵官王承恩亲自率军从秦州天水城进驻巩昌府城，并与之前率领陕军前锋抢占此地的官陕军惟贤部一起，向临洮发动进攻。
陕军杨世恩所部，则听从武安伯节制，从通渭堡往西，配合近卫军第四镇和甘肃镇兵马，伺机夺取安定城这个河州与兰州门户。
而那个耶稣会在华的领袖人物，即荷兰传教士康迪纽斯，刚刚带着一帮辛苦招募来的红毛番和教友志士队伍，辗转反侧地来到靖宁拜见三边总督袁崇焕，结果听到的一个消息，就是兰州城陷落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