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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人文思想、“与民同乐”的治世思想等等，仍是汉人的文化jīng髓，应该进一步弘扬，但很可惜，历朝历代的皇室、官僚阶层口中念念有词，实际上都没有把亚圣的话放在心上。
孟子倡导“富贵不能yín、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个人健康人格，提出了“生，亦我所yù也，义，亦我所yù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人生最高道德标准，从而打造了全民族的强健jīng神支柱和充满浩然正气的民族xìng格，完整地构建了全民族的道德体系，加上儒家“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者无敌，德治爱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仍渗透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一直是汉人在人文理想方面的宝贵jīng神财富。
孟子的mín zhǔ、民生、民权思想博大jīng深，穿越千年时空依然生命力无限，可惜后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将孟子阉割了，将孟子束之高阁了。
因为《孟子》里面强烈的民本思想，自先秦到中唐，一直被上层权贵冷遇，束之高阁，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到了中唐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明朝朱元璋虽是贫民出身，却一心想要家天下万万年，所以很憎恶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朱元璋曾说“使此老在今rì宁得免耶！”并诏告天下说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次rì钱唐上疏力争劝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无光，于是朱元璋又下一道谕旨：“孟子辩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复了孟子在文庙中的待遇。
这便是吕布招来朝廷里这些有名望的儒学家们的第二个动机，尊崇孟子，把孟子提升到唐朝以后的位置，吕布想积极地将孟子的“民本”思想转化为推动人类前进的“mín zhǔ”思想。
孟子的“民为贵”，以现代思维去理解，便是：公民是一切组织的组成者，是存在之本。因此，一切组织的权威和权力来自每一个公民；公民的权利是天然的，结论是，公民享有天赋人权；公民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授予、制约和废除任何人的权力。
孟子的“社稷次之”，可以这样理解：国家的组织形式、意识形态，它的国体和政体，它的民族结构，都不是最终的诉求，而是保障公民实现天赋权利的合适选择，它必须永远符合全体公民以适当的方式作出的决定。单一制、联邦制、独联体并不重要，总统制、议会制并不重要，任何主义并不重要，由公民来决定和改变决定才重要。
孟子的“君为轻”在**型奴隶制和**型封建制结合的**时代，孟子宣称君为轻，足以让几千年来掌握着相当国家权力的儒家弟子们汗颜。在孟子看来，国家的存在方式都可以讨论、可以变动，而且连周家天子坐不坐天下是最次要的事，那么几千年后，只能直白地说：“谁执政并不重要，谁执政要由公民说了算，谁执政都必须对公民负责，谁也不能自证代表公民，每一个公民都是自己的代表。”
从孟子的逻辑中，不难得出这样两个结论：一、人权大于主权。二、“君为轻”为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理论平台，只是民族问题在现实中和理论上没有解决好，如果清王朝是汉人政权，十九世纪末走向君主立宪，将是中国最佳的选择。
以此推之，孟子的伟大可见一斑。
PS：我一直认为，儒家圣贤一直在被误读，在被低估，在被利用。真正的儒家文明绝对不像我们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