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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
在这之后，熊向晖又有多次绝妙演出，每每送出价值连城的情报。
1947年3月，这时已经进入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正在度蜜月的熊向晖被一自称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担心是自己身份已经暴露，急忙思索应该如何应对。
是迅速撤退，还是静观其变？
胆大心细的他，选择了后者。等到被带去见胡宗南后，事情才明了。原来，胡宗南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留学，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他三个月。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蒋总裁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他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并叮嘱他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
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老蒋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熊向晖异常激动，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次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
一周之后，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
这时候，熊向晖通过敏感的捕捉力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动态报告给党中央。于是，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他决定冒险行事，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
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的面前。
正是有了这样价值连城的情报作支撑，党中央果断放弃延安，在陕北地区与国民党玩起了捉迷藏。
在这个捉迷藏阶段，也发生了很少惊险而有趣的事情。
据后来的我军将士回忆，胡宗南的追击部队往往近在咫尺，有时甚至一个在山梁上走，一个在山梁下走，连敌军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得到，但就是“有惊无险”。
正因为有情报工作的保障，虽然力量相差悬殊，但我军总能一次次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走，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了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中共之军队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
能够实现这样的全身而退甚至反败为胜，熊向晖功不可没，国民党“闪击延安”的计划破产，泽东主席就大赞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话说回来，单从“闪击延安计划流产”来说，熊向晖第一时间送出了绝密的情报，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何用好这个情况，也就是写好这几篇揭示文章，让老蒋和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劳而无功、无功而返，就更为关键了。
正所谓“三言两短喝退百万雄兵”，“一枝笔可敌雄兵百万”，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想当年，三国时候，张飞在长坂坡一声怒喝，河水倒流，惊退号称百万的曹兵。诸葛亮只身一人，舌战吴国群儒，还用一架琴，摆起空城计，吓走司马懿大军。
当然了，这些多半是演义。而党中央只用一纸电文，一篇报道，就惊退老蒋和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却是不折不扣的史实。
这当中，最令人叹服的，还得属咱们的泽东主席。
事后，经过参与者考证，以朱老总名义致电老蒋和胡宗南的这则电文：“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实际上，这则电文是泽东主席亲自捉刀拟就的。
至于后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就更是出自泽东主席之手了。
为了使文章更具冲击性，该文直接使用了熊向晖提供的绝密情报内容。提出国党将两个集团军调离黄河河防，准备进攻边区这一事实，然后向国民党提出尖锐质问。值此抗战的紧要关头，老蒋和重庆国民政府竟然打算摧毁国共统一战线，这不是典型的令仇者快、亲者痛么？不是典型的和日本侵略者妥协，与投靠日本的汪伪政权毫无区别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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