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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凡事皆可苟且，乃是时下世族最典型的思维。不要说自己只是知悉了南顿王谋反意图，就算他家准备起兵平灭南顿王叛乱，只要不侵害到西阳王的利益，此公都可作视而不见。
不过沈哲子既然有此一举，自然不可能只是单纯了为了吓唬一下西阳王。所以略作停顿之后，沈哲子又叹息道：“近来常有人好奇，我为何如此优待厚遇那位南渡未久的杜道晖。且不说彼此并无旧谊，单单南北的分别，似乎我之所为都有悖情理。”
西阳王听沈哲子讲起此节，神态中也流露出浓浓的好奇，他本身就实在不解，为何沈哲子甘于冒着得罪南顿王都要力保那个杜赫。
“根源还在于此啊。哪怕这供词满纸荒唐言，但若仔细咂摸，仍能有所体会。那彭会不过流窜于江湖之际的蟊贼而已，都知要诬陷南顿王则必要牵扯历阳。可见历阳之忧患，已成朝野之共识。”
沈哲子指着那卷宗一脸凝重道，旋即神色间便不乏隐忧：“历阳乃是何人？骄兵悍卒，自恃武勇，仁义少略，忠贞更是不存。居此西藩肘腋之地，旦夕可至京畿，若真发生那种事情，局势或将糜烂不可收拾。如此纷乱之际，各家欲以何存？”
“我家以南人而幸帝宗，身负勾连南北之责。那杜道晖虽只新来归人，但毕竟是北地旧姓，都中颇多故旧。我善待他，继而与其他人家有所呼应。如此一来，即便真有祸乱发生，我家于南北俱有声援，绝不将福祉系于一处，无论未来还有何变数，都可保都中家业无虞。”
这话可谓说到了西阳王心坎里，扪心自问，他并没有什么进望天下的野心，所思所虑也不过是自身安危以及敛财自肥。而沈哲子这话又给他以启发，相对于沈家的居安思危，他确实有些拙于谋身。
虽然他兄弟南顿王与历阳关系颇深，但归根到底不是他的人脉关系。而他自己虽然地位隐有超然，但在时下却与南北各家并无太深厚往来。这般一深思，西阳王也觉得自己不应该再闭门家中，应该有所布划，等到动荡来临时，获取一个左右逢源的地位。
“其实我家布置并不止杜道晖一端，单单眼下便还有一桩事要等待去做。”
沈哲子说着，又从案上取来另一份卷宗，说道：“早先杜道晖之事，给我家增添些许善待归人的贤名。因而前日又有人投书至府上，所言乃是故安西将军李矩哀荣之事。李矩乃是北地宿将，对抗羯胡屡有战功，在一众流人当中颇负人望。然而台中一时失察，斯人已逝良久，至今不得奉赠，却让诸多流人颇感齿寒。”
“维周可否予我一观？”
西阳王闻言，探手将那卷宗接过来。对于李矩，西阳王心中是很陌生，虽闻其名，却不知其事迹。将卷宗翻看片刻，内中关于李矩生前之功他倒不甚关注。但是在末尾有多人署名欲为李矩请封，其中不乏令人耳熟能详的统兵之将，这便让西阳王有些侧目。
“李安西国之干臣，本来为其请封，我是义不容辞。然而此事却牵涉台中诸多，如今我不过只是一介白身，若强行出头不免过于孟浪，些许薄名损之不妨，但若因此招惹太多物议，坏了请封之事，反倒不美。因而我虽然已有此念，却还不知要怎么去做。”
听到沈哲子这么说，西阳王便动了念头。说实话，他连李矩是谁都不大清楚，但对于那些附议请封者却不乏了解，若能因此而有所示好，于他而言也是惠而不费。所以略一转念后，他便开口道：“维周若是信得过，不妨把此事交给我吧。”
沈哲子闻言便作大喜状：“固所愿，不敢请耳。此事若能交由大王出面，何愁不能成议！”
这便是沈哲子要请西阳王出面的主要目的，此王能力虽然废了一点，但身份是摆在这里，只要出面表明一个态度，胜过旁人千言万语。而且经过早先一番为杜赫造势，如今北地形势已经获得了不小的关注，为李矩请封不再存在什么立场冲突，仅仅只是一个行政拖沓的问题而已。
至于沈哲子不想自己出面，原因也确是他说的那么简单，不想过于跳脱以至于好心做了错事。他家早先已经为杜赫发声，若再出头倡议此事，难免会让人有所联想。反正私底下已经与那些李矩故旧有了充分的沟通，实惠已经落袋，至于最后要假于谁手完成，反而不甚重要。
人在时局中一旦有了政治属性，许多意见的表达只能点到即止，不能过于笃定。因为博弈环境是一个动态的连接，所以要随时保证一个转变的余地。像他家在吴中与虞潭的联合，彼此根本不需要坦诚相待、歃血为盟，只要还有共同的立场和利益诉求，这个联合就牢不可破。但如果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就算有了通家之谊，也并非不可放弃。
之所以并不直白的请求西阳王，沈哲子就是留了一个余地，打算随时抛弃，这就是政治层面的权衡，理智并且无情。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此类人在政治斗争中是标准的刀枪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