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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生产力，那就是农业。
所以打到后来炮党的财政垮台不稀奇，不垮台才稀奇呢。
胡佛还总结，“中国人思维中的一些奇怪想法导致他们无法很好地适应西方管理机构的方法……中国本地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分包制。即使是在政府里，一千年来，总督都必须每年支付给君主一定数量的资金，并以司法制度维持秩序。总督将责任转包给下一级的地方道台，他们依次转包给更小的地方政府。每一级官员在上缴税款的时候，都会产生大量的税款余额。通常情况下，这些多余的税款就会为私人所敛，也就是侵吞公款……甚至中国军队都是在分包的基础上接受管理的。”
同样以国共为例，炮党在“歼敌一亿，虎踞宝岛。”之前，收粮还是靠地主，打仗还是靠军头。而另外一方在抗战期间已经让自己的经济上深入农村基层，而在军事上早在三湾改编时期就“支部建在连上”。
最后，虽说他也很难摆脱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对于赛里斯人的有着基于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比如他说“中国人的头脑要比起源于欧洲的民族缺乏机械理学的思维。”
不过他有些观察是对的，“直到几年前，中国人都谈不上有任何的民族精神。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我们称之为爱国主义的这种强烈情感。”
并非是要贬低一百年前的赛里斯人，但是现代民族主义本来就不是天生的。不经历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华民族日后不一定会有那么坚定的意志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强大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袁大师不去阻挡抗日战争的爆发。他只求中国少死点人，最好外国多死点人，随便哪个外国都好。
而且胡佛对于中国的民主化也有自己的见解，“在90%的文盲面前，在人民群众极低的生活水准之下，这一想法（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会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幻想，认为在中国能够建立某种民主的寡头政治。”
“民主是西方人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实施需要建立一个我们应用于生产和分配的管理机制。我的担忧在于，在中国任何真正的民主政治都会败在它的管理方面。”
先管理再民主，这么简单的道理一百年后居然还有那么多人不明白。
幸运的是，胡佛的担忧的情形没有在赛里斯发生，倒是在我们几个隔壁邻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回忆录的第六章《在中国的工程师生涯》的末尾他提出了警告，“但是我所说的一切并不是要诋毁这个伟大的民族，只是给西方人提供一个警示，中国并不会被西方化。”
嗯，这么一个具备敏锐眼光，具有冒险精神的人物在后世的名声却也不咋地。原因自然就是因为大萧条中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差的关系。
不过么，这件事情确实也怨不了他，如果他和柯立芝调换一下，那绝对就是“胡佛大繁荣”了。
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啊，固然要靠个人的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皮卡皮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