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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李瑾带着自己手下的十个人，加入那五六十人的队伍，随着一个管事模样的老头沿着官道往牢城营东面行去。走了半个时辰，众人走到一处市井。
那地方就在官道旁，一座柳树林子，中间一大片空地，有百十处客店，二三十处赌坊、兑坊。只见人来人往，南来北往，牵马拉车的客商，提刀拿棒的江湖豪客，牵猴打锣的杂技人，使枪弄棒的卖药人，呼呼喝喝，好不热闹，真真是好一座快活林。
快活林地处要冲，山东、河北两地的客商都来此地做买卖，聚集了极大的人气。这样的人气旺盛的地方，自然是做生意的不二选择，难怪那所谓的管营公子会选在这建酒楼。其父既然是牢城营的管营，自然不缺劳动力，起一家酒楼不费什么本钱，加上又是一个地头蛇，本地官面上的关系自然早就打点好了，就算外地有人看上了这一份产业，巧取豪夺，牢城营中随时都能拉出一二百个亡命徒出来，那时即便是过江猛龙只怕也要好好掂量掂量。
那老管事带着李瑾一众囚犯，走到了一个丁字路口，只见其间有三百来平方的空地，不过上面还有一些残垣断壁，还有乌漆墨黑的烧焦痕迹，此地处于集市中间，偏偏又只有这么一家酒楼被烧毁，只怕那管营公子得到此地的手段不怎么光明正大。李瑾一眼看出了此中的门道，心中暗自冷笑。
都说是破家县令，灭门刺史，此言非虚。但凡心中贪婪，手中又有点权力，哪个不是想尽一切办法巧取豪夺。
老管事将和李瑾一般被指为头目的五六个人聚集在一起，指着那一片废墟说道：“就是这里了，你们手脚快些，先将杂物清理干净，将能用的砖石材料留下来，再去那头将材料搬过来，这就是今天的任务了。”几人点头。
接下来就是按照吩咐开始劳作了，李瑾自然不会亲自动手了，先带着自己那十个人上前，随便说了一句，就让众人动手。李瑾则趁着那管事和其他人不注意，偷偷溜了。
李瑾当然不会是逃狱，要是想逃，出东京的时候他就逃了，还用等到今天？只是李瑾实在受够了牢城营里一成不变的日子，找机会给自己放放风。
已经见惯了后世城市的繁华景象，穿越之后更是在东京这个繁华到了极点的城市生活了好几年，快活林的热闹自然不会让李瑾有什么眼界大开的感觉，但李瑾还是为这些商人的智慧所折服。不能不说这些商人的目光毒辣，选了这么一个通衢之地开展集市。从人流量判断，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集市，每天的银钱流通至少在五千贯以上，能在此地有一家店铺的人只怕也不会只是什么小客商。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有宋一代，可以说是最为开放的时代，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环境的宽松，更为明显的一点则是民间百姓的市井生活。人们常说强唐弱宋，从军事上来说，这一点无可辩驳，可一个国家不能只看它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评判还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宋朝，不管是与它之前的王朝相比，还是与它之后的王朝相较，百姓的生活都是最为幸福的一个朝代。不说五代十国这样的战乱时代，即便是与唐朝这样的强盛王朝相比也好得不是一点半点。
人口户数是衡量国家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苏东坡曾说：“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南宋文学家朱弁在《曲洧旧闻》中说：“汉文帝时，户口繁多，而隋开皇过之，元祐间（宋哲宗时期）又过于开皇。予亲见前辈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狭于汉、隋，而户口如此，岂不为太平之极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欧阳修、宋祁等人《新唐书》中都明确的说，唐朝最盛时人口数还不如汉朝盛时，由此得出结论唐朝之治不如汉朝。“唐之治不能过两汉”唐朝的还不如汉朝，那怎么和宋朝比呢？
宋真宗赵恒末年（1021），户数是867万户，1993万口（丁男）。宋仁宗赵祯末年（1063），增加到1246万户，2642万口（丁男）。宋仁宗统治国家人口增长了三百七十九万户，六百四十九万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对寒酸了。仁宗这增长的三百七十九万户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仁宗之盛可以想见。
贞观之治时期人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开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万（开元二十年全国民户数为780万户）。而“仁宗盛世”一千多万，包拯得出的结论“自三代以降，跨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越汉，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当客观。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宋朝“太平之极也！”是有道理的。大文学家曾巩自豪地说：“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那是千真万确的！
再说税收，北宋末理学家叶水心在《应诏条奏财总论》说：“祖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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