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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如果只是实验室制备,国内已经有相关技术了,别说三英寸,就是六英寸也研究出了一些眉目。国内差就差在大规模制备技术上:厂房如何建设、设备如何制造、具体的工艺流程,这些才是国内的弱项。
郭逸铭提出只是建一个实验室,令市委市府方面大为失望。
他们努力地做他的工作,循循善诱地劝他说服公司,在国内建立一个标准的硅晶圆制备工厂,并大拍胸口,表示一定会给予最优惠条件。
这把郭逸铭乐坏了。
他装作很为难地样子,向中方谈判小组透露了一个“公司绝密消息”:公司刚刚研制出几项硅晶圆制备技术,取得了技术专利,正在美国寻找风险投资商,获得风险投资,不过风投公司要价太高,公司方面并不满意。
中方谈判小组一听大喜,经过市委市府研究,决定采用专利抵押方式,将公司拥有的热屏、隔热耐腐涂料专利抵押给政府,由政府无偿帮助西部计算机公司进行厂房建设,投产后再以晶圆棒按国际价格抵价归还。
唯一的交换条件,就是合资建厂、技术转让。
这可是个喜出望外的消息。
大方向一致,他以为很快就可以谈成。可双方接下来的谈判,还是让他有精疲力尽之感,在合资股份上,在企业管理上,在职工工资上,双方都出现了严重分歧。
刚对外开放,国家对外部世界充满了警惕,极力维护国家制度不受影响,对投资比例有着严格的规定,规定外商投资比例不得超过企业总投资的百分之五十。
企业内必须成立党支部,由书记对企业进行管理,企业人事权完全掌握在书记手中,西部计算机公司只能以董事会的名义参与管理。
企业内不得实行差额工资,也就说必须按照国内工资制定水平,按照等级工资发放,做到所有工人同工同酬,一碗水端平。
这些要求,郭逸铭绝对不会答应。
股份比例只有百分之四十九,他就不是以企业决策者身份出现,只是一个股东。无法掌握的企业,拿来有何用?企业人事权更是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没有人事权,就谈不上对企业的管理。财权也是同理,是企业对职工进行管理的最有效手段。
股份、人事权、财权都不由己,这样的合资企业还不如不要!
他很失望,非常失望。不是为了帮助国家发展,他何必回国,美国的创业环境比国内好得多!来之前,他也作了一些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竟然有如此大的落差。他的热情迅速退却。真把他逼急了,他干脆回美国,找风险投资公司申请风投,哪怕成功后同样有被逼稀释股份、赶出企业的可能,至少赚到了第一桶金,东山再起只是时间问题。
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从三月一直纠缠到七月,四个月的时间也没有获得丝毫突破。郭逸铭软磨硬泡,也没有换来对方退让。在这个时代,企业股份不单单是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是国家的底线,对方同样也不可能退让。
失望之余,郭逸铭做出了打道回府的决定。几个月时间,宾馆住宿几乎把他的积蓄给花个精光,再拖下去,他恐怕连回美国的钱都没了。在最后一次谈判中,在对方作出的情况解释时,他讥讽地说道:“既然说实行西方式企业管理,是对工人的剥削。那我们不开工厂,搞一个研究所总行了吧?研究所可是科研单位,不是生产企业,是为了科技发展进行科学研究的机构,这总不涉及到剥削了吧?研究所内有一个试验车间,对研究成果进行验证,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吧?如果这样都不行,那我们就回美国了,这个谈判也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了。”
谁料想他这随口一说,倒成了神来之笔,对方也被漫长的谈判弄得疲惫不堪,闻听顿时一愣,随即便“咦”了一声,一拍桌面:“好主意!”
中方谈判组立即将情况上报,上面的热情也被这场谈判拖没了。市委方面对这几项技术也是求之若渴,一听用研究所来作为掩盖生产性企业的事实,这样他们也没了原则性限制,一时也被这个新奇的思路给打动了。再听说郭逸铭他们已经开始购买回美国的机票,确实做出了停止谈判的样子,经过激烈争论,最后终于做出了让步,由市委书记亲自拍板。
建研究所!
还是中方垫资,投产后用硅晶圆付账,这些条件不变。仍然要求合资,股份也必须是中方百分之五十一,美方百分之四十九,但研究所负责人由美方代表(也就是郭逸铭)担任。党支部也必须成立,但美方具有研究所管理权,不得开除员工。工资也必须按照平均原则发放,但可以按照工作考核,发放超额奖金。
一场让双方都筋疲力尽的谈判,终于落下帷幕,霍克代表美国西部计算机公司最终和市委徐书记,签下了双方的合作协议。
表面上,一切都符合国家制定的底线要求,没有一点让步。但实际上,郭逸铭却通过谅解条款,获得了他所想要的所有权利。
所谓的原则,就是用来变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