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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任何人一旦染病，几乎没有可能康复，其传播速度极其迅猛，似乎一个人就足以传染全世界。惊恐之下，人们甚至把仍然活着的染病者的门和窗全部用木板钉起来，最终让他们在里面饿死。
由于恐惧深入人心，兄弟姐妹之间、叔侄之间、夫妻之间互相抛弃，甚至更有甚者，父母丢弃孩子而不加照料。人们纷纷抛弃病人，丢掉家产，以期保全自己。更有的人结成小社区，过一种与外界全然隔绝的生活。
他们把自己关在没有病人的房子里，有节制地吃着最好的食物，喝着最好的葡萄酒，回避同任何人的接触，隔绝任何关于死亡与疾病的消息和讨论。还有些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及时行乐有利于抵御黑死病。于是，从酒馆到酒馆，他们饮酒放歌，寻欢作乐，不舍昼夜。
有时他们也闯进别人的房子，寻找愉悦感官的刺激。由于当时许多人舍家弃产，他们的这种行为得到纵容。结果，许多房舍成了公共财产，这些人使用别人的物品，仿佛在使用自己的一样。
行政官吏与司法人员几乎消失，因为像其他人一样，他们非死即病，或干脆把自己和家庭封闭起来，疏于职守。不过情况最常见的是，大批人离弃他们的城市、家园、居所、亲戚、财产，只身逃到国外或至少逃到乡下。殊不知，这种行为更进一步助长了瘟疫的蔓延。很快，整个欧洲都飘荡着黑死病的魅影。
在蹂躏意大利的同时，黑死病没有放过欧洲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将其魔爪伸向了欧洲的近邻——中东和北非地区。它兵分三路，扫荡了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区。
西路由一位从巴勒斯坦返回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带入伊比利亚半岛，在西班牙西南部为祸尤烈，仅在马洛卡，就死了30000多人。西北路：经波尔多北上，进入法兰西北部平原区，弗兰德城邦人口为之下降了五分之一，就连此时刚刚为英格兰占领的加莱也包括在内。
东北路：经奥地利传入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埃尔福特死了12000人，明斯特死了11000人，美因兹死了6000人，都相当于它们当时总市民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更可怕的是，可能是由于人口密度逐步上升的缘故，瘟疫在欧洲的传播速度竟越来越快。
到年底时，整个欧洲大陆无一幸免。这时，只有被英吉利海峡阻挡的不列颠群岛和斯堪地纳维亚半岛能够暂时苟且偷安。不过英吉利人没高兴多久，黑死病又突然从法国加莱地区进入英吉利海峡群岛。
听到报告后，惊恐万状的英格兰国王听从御医的建议，下令禁止全国人民捕鱼。但即便如此，仍无法阻挡瘟疫的入侵。很快，黑死病以空前的速度长驱直入大不列颠，并迅速蔓延到英国全境，甚至至最小的村落也不能幸免。在英国农村，劳力大量减少，有的庄园里的佃农甚至全部死光。
而城市里因人口稠密情况更加恶劣。伦敦原有的5万居民只剩下了3万，英格兰当时的第二大城市诺维奇的常住人口从12000人锐减到了7000人，从此再也没有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一向安全的北欧也不例外。一艘英国商船远渡重洋，把黑死病带到了斯堪地纳维亚半岛，而当时控制着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商业同盟将其散布到了欧洲东部的德意志和波兰北部。
更不可思议的是，甚至在北极圈中的格林兰岛都因此遭了殃：长期在冰天雪地中苦苦挣扎的当地居民因得不到欧洲大陆送去的例行补给，没有一个活过。
就这样，欧洲几乎所有角落都被黑死病一网打尽，而瘟疫所到之处，不分阶层、无论贵贱，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威胁。关于这种残酷的现象，数字是触目心惊的证据。
在法国马赛，有56000人死于瘟疫的传染；在佩皮尼昂，全城仅有的8名医生只有一位幸存下来；阿维尼翁的情况更糟，城中有7000所住宅被瘟疫弄得人死屋空；巴黎的一座教堂在9个月中办理的419份遗嘱，比瘟疫爆发之前增加了40倍。在比利时，主教成了瘟疫的第一个受害者。
黑死病传播到德国和奥地利腹地后，立即就有成千上万的生命被吞噬。维也纳曾经在一天当中死亡960人，德国的神职人员当中也有三分之一被夺去了生命，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因此无法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