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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会议终究还是做出了打打鼓新场的决定。
散会之后，毛泽东一直放心不下，如果硬打打鼓新场，红军一定会遭受重大的损失，从江西突围以来，红军力量锐减，再也禁不住大的损失了。
想到半夜不能入睡，毛泽东提着灯找到了周恩来，向他陈述了厉害，希望周恩来将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让大家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又想了一宿，觉得毛泽东说的很有道理，第二天一早，他又建议开了个会，分析形势及利弊，终于将大家说服了。
打鼓新场风波虽然已经过去了，通过这次事件却暴露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紧迫的军事指挥问题上，动辄搞那么多人开会，动辄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不利于决策，迟早会出现问题。
指挥战争，全力必须相对集中，不然就会贻误战机，毛泽东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和张闻天，他们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还提出，反对李德，博古，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从实际出发去指挥打仗，但是“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很有必要的，三个人，既可以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又能比较容易统一意见，便于集中。
借此思想，3月12日，新的“三人团”宣布成立，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为团长。
至此，由于会议延迟的原因，红军在尊严西南地区活动了将近一周，使蒋介石对此又产生了错觉。
他认为红军“徘徊此地，乃是大方针未定的表现”。于是令各路人马不顾一切的寻找机会与红军决战，并叫嚷“残匪西窜是我军围剿唯一良机”。
11日，川军潘文华部三个旅占领遵义，周浑元纵队主力集结鲁班场地区，吴奇伟纵队一部已经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
根据上述敌情变化，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王家烈部队为主要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能与之作战。”
中革军委于3月13日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于作战。
遗憾的是，遵义之战后，蒋介石的命令很明确，不可随意出击，一个个部队也变得谨慎多了，各个退避不战，周浑元更是退到了鲁班场一带赶筑碉堡，直守不攻。
而遵照军委部署，红一军团三次在长干山一带用炮火调动敌人，但都没有效果。
15日，红军以一部兵力监视枫得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地带的周浑元部队进攻，却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聚集一团，红军攻击了一天也没能奏效。
此时，蒋介石新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东有已经进入遵义的川军郭勋祺模范师；东南有吴奇伟纵队和湘军一部；西有周浑元纵队和黔军；西北有滇军孙渡部，加之各地国军民团，敌人总兵力在20万以上。
红军形势危机，似乎插翅难逃。
……
预知下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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