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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费昂贵，不过医生保证，医到斑消失为止。
从背影看小姐姐，黑色紧身毛衣和呢裙紧裹着一副女孩子的身段，那水蛇腰特别妖冶媚惑，脚上是一双时髦的黑长皮靴。
我上了床，躺在右边。
往常回重庆，若住家里，我总是睡在母亲的右侧，今天也如此。小姐姐收拾完毕，也躺上床来，随手熄灭灯。
雨已停了，阳台上塑料篷子里积蓄的雨水从边沿往下滴，滴答，滴答响。房子客厅厨房面朝江水，而两个卧室侧靠中学，因此楼下守灵的喧闹轻多了。外屋客厅的日光灯透过门缝泻入，山坡上中学的亮光透过布帘浸进来，母亲房里每一处都稀微可见，那房门后贴着的发黄的旧年画引起我注意：一对胖头女娃男娃，举花瓶提彩灯笼，庆祝五谷丰登。有一年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她买了一幅带喜气的画，贴在门背后，“六妹乖女儿，你回来过年，就能看见。”
是哪一年呢？我想不起来。我肯定没有回家过年，我有多少年没有回家过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多年。每逢过年，母亲不知有多盼我，站在这阳台上，看有没有我的身影走上那一坡长长的石阶来。她看不到，不知有多失望，可她一次也没抱怨过。
这时，小姐姐推了一下我的肩膀：
“你当然和他有联系，我要说说——”
我把她的手推开。她又放上来了。“就说几分钟。”
我举起手来，摆了摆，表示不想说话。
5
楼下院子空坝里，又添了两桌麻将，除了主打人，周边坐有陪打出主意的人，桌上摆些一元两元五角的人民币，夜深也不影响亲戚们的斗志。那些从楼里牵出的一串串小灯泡，熄了些，不过仍旧灯火通明。
大肚猫倒是认真，走到楼上来，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查看塑料布边沿的积水，顺势压低，让水流出去，减轻篷布的重量。
这幢白楼建在以前六号院子的废墟上，从未进入我梦境。翻检历年做过的大大小小梦，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是六号院子。睡眠之中我脑袋削尖，机敏地从不同时空钻入地底，搜寻着沉入那不复存在的六号院子。每次我都停在大木门前，使出吃奶的力气推，“吱嘎”一响，两扇厚重的门敞开。
天井长了青苔，搁着好些木桶木盆，竹竿上晒晾着衣服，大小厨房喧闹无比，各家在忙着淘米洗菜做饭。堂屋里坐着小脚婆婆，她半闭着眼在织毛衣。一个小女孩在爬窄木梯。盲眼的父亲担心地侧过耳朵。
“死妹崽，快滚下去！”三哥叫喊起来，他趴在阁楼的天窗上喂鸽子。
女孩继续爬木梯。
“你找死啊？”三哥朝女孩扔来一个钢钎。
女孩闪开，钢钎哐当一声把楼板戳了一个大洞。她吓得从梯子上跌了下去，女孩大叫，一个女人快步朝梯子奔来，一副拼命要救她的样子。“妈妈呀，妈妈呀！”
“六妹，好了，别叫！”小姐姐推醒我。
“你真是的，打断我的梦。”我不快地说。
刚才梦中，我便是那个小女孩，本有可能看见母亲，只有母亲才有那样的反应，我潜意识地呼喊妈妈就是说明。可惜梦被小姐姐打断，母亲难进入我的视线，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觉得她奔过来的身影非常年轻、敏捷，她似乎穿着紫色竖条旗袍。
事实上我从未看过母亲穿旗袍，小时见过箱子里有丝绸花旗袍，后来再也未见。想来“文革”期间，母亲为避祸毁之，或是早些年被大姐偷走，她个子大过母亲，不合身，便大方地做人情送给同学。家里少有的发黄黑白照片里，倒有母亲穿旗袍和高跟皮鞋烫发的照片，她高额头，忧郁娴静，嘴角微带笑意，很妩媚。眼睛深情地看着什么地方，不见多幸福，却是焕然一新的亮堂，一派韵味。想来，少有人能抗拒这种美。
没人说我们四姐妹丑，可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四姐妹只是沾了点母亲长相的光，没一个胜过母亲。
小姐姐身体靠着枕头，碰了碰我的手臂：“六妹，我有事情要对你讲。”她的声音里充满焦虑，“那个人根本就是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