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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却是没有半分忧患意识。
他甚至感觉到了欢欣鼓舞!
毋庸置疑,临淄是一个宝藏,埋藏着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充沛而勤劳的劳动资源。
特别是,临淄城的人民,已经适应了工坊生活,适应了手工业的环境!
这很关键啊!
为什么后世,三哥虽然天天喊着要赶中超美,但却只能望着中修和米帝的背影望而兴叹?
是他资源不够多吗?
是他人口不够多吗?
是他的领土不够多吗?
是他没有人才吗?
都不是!
归根结底,三哥之所以永远将要赶中超美。
关键原因,不在这些物质基础,而在精神基础。
他没有足够的,能够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技术人口。
他的社会制度和传统,也束缚和压制着他的人民,向合格的工业人口转变。
而没有足够的合格的可以参与现代工业生产生活的人口。
说什么都是扯淡。
毕竟,你无法指望一些不守规则,没有集体合作意识,没有太多文化,无法操作那些现代化工业机械的工人,帮你建设一个底特律或者深圳、东莞。
而对现在的张越来说,他未来的计划,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足够多的工业人口。
汉室人民,勤劳勇敢而智慧。
但多数人民,从小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下。
一辈子所学所知的事情,不过是耕地种地而已。
妇女们倒是善于织造,也极有创造力。
但你怎么说服她们的家人和丈夫,让这些妇女进入你的工坊工作呢?
汉家虽然民风开放,但终究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封建社会。
瓜田李下,终究很难说清楚对错。
而临淄人民则不然,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他们是未来,最好的纺织工人。
一个人口几近百万的超级城市里,起码有三十万以上的善于织造的女性。
这是无比宝贵的财富!
除此之外,那些在临淄城的商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男性,也可以从事种种工坊工作。
他们应该,都掌握了一定的木匠、泥瓦匠甚至是铁匠技能。
善于使用和学习各种工匠工具、技术。
要是能想个办法,从临淄那边搞个十几二十万合格的手工业人口迁徙到新丰……
张越只是想着这个前景,就忍不住的流下了哈喇子!
但……
当他回过头来时,却看到在坐的众人,都是神色严肃,表情肃穆,也连忙收敛心神,表现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没办法!
在如今的汉室天下,仇商的气氛,非常浓烈!
无论是今文学派,还是古文学派,不管是极左的公羊学派还是极右的左传,乃至于中间派的易经诸派,对于商人,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
而统治阶级内部,对于商贾的存在,只能用‘仇寇’两个字来形容。
对商人的态度,无论朝野,都早有共识——去死吧,辣鸡!
其实,儒家在战国时代,并不怎么仇恨商人。
甚至,在早期的孔子时代,儒家对商人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端木赐就是大商人,但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孔子的弟子,而且在孔门地位不低。
子夏先生在河东讲学的时候,白圭也曾在其门下听讲,也没有见子夏先生不许白圭旁听。
孟子周游天下的时候,也没有怎么去歧视商人。
真正对商人喊打喊杀的是法家。
从商君开始,法家的政治家就将商人视为国家不稳定的因素与社会混乱的源头、法治败坏的罪魁祸首。
秦始皇勒石琅琊,其上就有着‘上农除末’的字句。
上农除末!
除的是谁?
当然是商贾!
在整个秦的统治时期,商人的地位与命运,跌入低谷!
而到了汉季,对商人的歧视,也不比秦代轻。
高帝刘邦,甚至曾下达过让天下商人几乎绝迹的法令。
他命令,所有的商人,必须列市贾肆,以五人一组接受官府的监督和管制。
一人卖假、居奇,五人连坐。
很显然,这种严厉的打压政策,马上就引发了西元前的经济危机。
没有了商人,商品贸易就陷入停滞。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轮番上演。
不过几个月,就把关中米价炒到了三千钱一石。
所以呢,这个政策随即就废弃了。
吕后以后,执政的黄老学派政治家们,亲眼目睹了高帝和吕后时期,对商业打压引发的几次经济金融危机。
加上黄老政治家们信奉‘不干涉人民’就是最大的善政,让人民自由发挥,就是最好的政策。
所以呢,也对商人保持了‘不干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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