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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本以为能碰上一个老犹太人就很幸运了，没想到现定居以色列的他也不是来忆苦思甜和为儿孙辈痛说革命家史的，他会出现在维也纳的街头完全是因为这里刚刚举办了一个名为：“奥地利犹太人避难上海纪念”的那么一个集会！
虽说十分不巧，我没有赶上这个展览，但是这些从死亡边缘挣扎求生的人们并没有中断彼此的联系，这个姓罗森堡的老家伙完全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才多逗留了一段时间，本来计划在我们相见的下午就坐飞机离开，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相遇，更没想到他就是何凤山先生签发的生命签证中那幸运的一员！听说我是来寻找何博士的痕迹，老人实在是太兴奋了，他激动地从随身携带的旅行包中掏出一个装裱十分精美的像框，而玻璃般的后面就是那张挽救了他生命的签证，发黄的相片上那年轻英俊的青年和眼前的老人几乎找不到一点相似的痕迹，但没有人怀疑老人对此珍视的心。
很多已经回家的人接到了罗森堡一家连夜通知的电话，大多数人不顾自己年事以高依然飞回了维也纳，只因为他们要向别人诉说自己的遭遇，以及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维也纳的一个小窗户中彻夜透出的光线所给予的希望，面对这些要在生命逝去之前急于说出真相的老人，不仅是我，就是那些从大使馆临时派遣来的工作人员们都激动地热泪盈眶。
很久以来，许许多多的曾经帮助过犹太人逃离魔掌的好心人都被授予了“国际义人”地称号，可上海这个在战时收留了近两万（某些资料说三万）犹太人的避风港却从来没有人提及。诚然，作为全球唯一自由港的它，完全是因为它已经被日本人占据所以外国人进出上海地界是不需要签证的，而腐败的国民政府也不可能会好心收留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可有一个事实不能被忘记，那就是这些难民要想离开奥地利必须得到中国方面的签证，只是下船的时候没人会检查他们的目地地究竟是哪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迫于纳粹的压力关上了救赎的大门。虽然也有不少良心未泯的外交人员努力行使着自己的权利，比如日本人杉原千亩就在被调离的当天直到坐上火车，他还在不停地发放签证。火车开动了，他还在把签了名地签证往窗外扔。战争结束几十年后，杉原千亩被称作“日本的辛德勒”，受到了犹太人推崇。并被授予“国际义人”奖。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论救助的数量，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何凤山博士，虽然具体的数量早已不得而知，虽然何先生也从来没有统计过这个数字，但仅仅是上任五个月他就已经签发了1900份救命的签证。而他在维也纳一干就是两年……
这期间有来自国内政府地行政压力，有来自盖世太保的人身威胁，有来自同行不解的嘲笑，但作为一个人维护生命和善良的天性从没有在他的身上泯灭，这样一个为了正义奋斗地英雄被埋没地实在是太久了！据我上辈子的回忆。直到2000年以色列当局才正式批准了颁发“国际义人”称号。可早在1997年老人就已经在旧金山去世，只因为以色列方面规定，颁发解救犹太人的“国际义人”奖，必须符合几个条件：非犹太人；没有伤害过犹太人；冒着危险帮助犹太人；未曾收受金钱报酬。如果是已有外交官身份，本身享有外交豁免权，面对的危险相对小些。但是如果能确定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其政府的训令。以致可能危及他们自己地事业地，则符合标准。
不要让英雄逝去后再被人追忆吧……我的记忆中所有这些曾经救助过犹太人符合“国际义人”称号地英雄都被冠以“辛德勒”的称呼。可实际上没有人能超过何先生的帮助人数，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甚至是改变世界的看法，以后只要说起这种英雄就该变成“何凤山”才对！不仅是我，就是那些大使馆工作人员也是这么想的！
国家介入之后事情进展的很快，越来越多的“何凤山犹太人”被召集起来，更多的上海犹太人也行动着，只为了要世人都了解这个沉寂了太久的故事，外交部高度重视我的这个发现，并责成专人收集各方面资料和证据，同时有不少犹太团体也慕名找到我询问事情的始末，更多的幸存者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全都向维也纳集中，我这一忙转眼就在这里待到了大学纷飞的时候。
“最近家里怎么样？看样子我可能无法回家过年了！”坐在旅馆的落地窗前，我只能很歉意的向家中打一通长途电话。
姐姐的声音有些暧昧的笑到：“你不回来我们倒是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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