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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饭局，有特别讲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有着长幼尊卑的排序。首先讲究的是宴会地方的选择。官位越高，地方越隐秘，场面越大，地方一定要选最热闹的酒店。其次就是入座的规矩，官最大的坐主位，其他按照职位高低依次左右排列，越接近主位的人，越是与之最亲近的人。
我跟在黄山部长的屁股后上楼，看着他地中海般的头顶想笑。当官的人，大概用脑过度，秃顶的多。黄山部长身形矮胖，后颈拱着几块肥肉，显得命大福厚。
邓涵宇像条哈巴狗一样亦步亦趋，喋喋不休地汇报水泥制品厂的情况，捎带着表扬自己工作能力，不动声色地带着黄部长的思绪走。
水泥制品厂原来是县属企业，是黄山当年审时度势的产物。
当年的县氮肥厂在国外进口肥料的冲击下，差点就要全军覆灭。氮肥厂是全县最大的企业，关系着全县几十万亩土地的出产。氮肥厂只要不生火，全县的经济和人，都会惶惶不安。
眼看着外国肥料攻城掠地，氮肥厂生产出来的碳铵尿素卖不出去，黄山当即从氮肥厂抽出一部分工人，组建了县水泥制品厂。
建厂要地方，县里就与城关镇达成协议，城关镇出地，拥有水泥制品厂的土地归属权。县水泥制品厂独立经营使用三十年后，连厂带土地归城关镇所有。
水泥制品厂成立后，主要生产预制板构件，恰逢经济活泼起来，不管公家私人，开始大兴土木，生意也就随着火爆，大有取代氮肥厂地位的趋势。
这样过了几年，城关镇看着水泥制品厂赚得盆满钵满，无奈协议在先，自己半口也吃不上，就出了个主意，三日两头断他的电，有时候搞得材料刚成型一半，一断电，就全部损失，又找了一些农民，说水泥制品厂的污水害得自己的田地板结，种不了庄稼，污水流到水塘里毒死了鱼，经常去堵他的门，或者拦着路不让运送材料的车进来，也不让拉产品的车出去，把厂子孤立起来像座孤岛。
厂长受不了，找城关镇书记、镇长要解决问题，书记和镇长不是避而不见，就是推三阻四，只好去找县委，刚好黄山调到衡岳市去了，其他人根本就不愿意管这摊子事，最后没办法，氮肥厂原班人马撤回去，厂子移交给城关镇，象征性地给氮肥厂付了几万块钱了结。
这件事的主要策划人就是邓涵宇，当时邓涵宇还不到二十五岁，刚任了城关镇的副镇长。
而水泥制品厂易手的事，到现在还瞒着黄山部长。
要说对水泥制品厂的感情，无人能取代黄山部长。这个厂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般，只希望健康长大，打死也不愿意它半路夭折。
恰恰就是邓涵宇，把好好的一座水泥制品厂，改头换面，随了他城关镇的姓。就好比一个孩子死了爹，他母亲改嫁跟了别人，孩子跟过去，不得不随新父亲姓一样。
给何至书记接一凡的酒宴摆在招待所最好最大的房间，百来个平方的房间就中间一张硕大的桌子，屋里站着几个服务员，双手交叠搭在胯间，随时听从指挥。
何至微笑着在与关培山书记说话，由于一脸的络腮胡子，他的笑就显得无比狰狞，让我忍不住想笑。
黄山部长走快几步，对何至说：“书记，我去了一趟水泥制品厂，有事想汇报。”
何至笑笑说：“黄部长，你管干部的领导，怎么想起去管企业了？”
黄山诚恳地说：“书记，不是我想管企业，只是这个企业原来是我建起来的，就好比自己的孩子，回家来了，想去看看长得怎么样。”
何至大手一挥说：“理解理解。难怪我和培山等了半天，还不见你这个部长现身，原来是去看自己孩子去了。”
黄山就歉意地说：“对不起啊，书记，事先没给你汇报，我也是临时起意，真对不住。该罚我多喝一杯。”
何至说：“想喝酒？还不能给你喝。这么好的酒，一杯就是几十块钱，喝着心痛。”他指着桌上摆着的茅台酒，眉毛皱了起来，问道：“市委不是有文件吗？招待酒一律使用市酒厂的大曲酒！
关培山尴尬地陪着笑脸辩解说：“文件的意思应该是指对外接待，何书记您来视察，不算是对外，应该是内部接待。”
何至就没说话了，拿起面前的酒杯递给服务员说：“我今天就不喝酒了，咱们简单一点，吃个工作餐。”
好像突然看到我们一样，抬起头指着邓涵宇问：“你是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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