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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讲的是前朝文帝和魏尚的故事。魏尚守云中，有功，后因小错获罪，冯唐因谏文帝：“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罚太重，赏太轻”。文帝接受了他的谏言，复以魏尚为云中守。
郭图举这个例子，意思在说：此案牵涉到的人太多，若尽系狱中，未免会“法太明，罚太重”。
钟繇连连摇头，说道：“魏尚为云中守，匈奴不敢近云中，这是守边安民的大功，后来获小错获罪，不算大过，因而冯唐谏文帝：‘法太明，罚太重’。请问公则，郡北的那些不法吏民有何大功？他们只有残民之举而已！怎能与魏尚比？怎能用冯唐谏文帝故事？”
郭图无言以对，转口说道：“元常，你家是法律名家，家学渊源，当知本朝律法。”
“怎么？”
“我想请问你，依本朝律令，吏若受贿，该受何罪？当受何罚？”
钟繇对本朝的法律条文倒背如流，应声答道：“‘受赇以枉法，及行赇者，皆坐其赃为盗。罪重於盗者，以重者论之’。前汉文帝时，更明下诏书：‘吏受赇枉法，即弃市’。”
“吏若监守自盗，又该受何罪？受何罚？”
“‘主守而盗，值十金，弃市’。”贪污够十万钱就弃市处死。
郭图背诵周澈那文册上所记的内容：“‘阳城长受赇，少算冶家铁税’、‘某县长监守自盗’。如此，则若按律令，这两个六百石的县长很有可能就会被弃市处死了。…我再请问你，除了这些处罚外，国朝对赃吏还有何处罚？”
“本朝安帝前，并坐及其子、孙，三代不得为官。此令因当时太尉刘恺的建议而取消了，然在先帝桓帝时，梁太后临朝，又诏令‘赃吏子、孙，不得察举孝廉’”。
“这样，这两个县长的子、孙以后就不能被举孝廉了，基本断绝了仕进之路。《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因其祖、父之故，断其子、孙仕进之路，元常，何忍也？这且不说，我再问你，除此之外，对赃吏还有何处罚？”
“坐及举主。‘举非其人，并正举主之罪’，轻则左迁，重则免职。”
“这四个不法的县令长中，就我所知，至少有两个都是因被举为孝廉、茂才而入仕的。我虽不知其举主为谁，但有资格举人为孝廉、茂才的不是两千石的太守，就是刺史、三公、九卿，皆为国之重臣。因此二不法县令长之故，他们也要被受到牵连。元常，处罚一个不法的县令长容易，但是你就忍心让那么多的人受其牵连么？”
周澈与荀攸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想道：“郭图先是说若将颍北清空，会不利太守日后的施政，接着又说如果这样做，会显得‘法太明，罚太重’，恐怕都只是借口托辞。他之所以不同意整顿颍北的真正原因应正是此句！说是‘不忍太多人受牵连’，实为担忧会因此招来报复。”
这的确是郭图不同意整顿颍北的真正原因。并且，他这一句，也说到何进的心里去了。
何进之所以也不太愿意整顿颍北正是出於和郭图一样的顾虑，会牵连到太多的人。行贿者、赃吏的子孙倒也罢了，赃吏的“举主”却全是朝中重臣。——他实在不想因此得罪他们。
这还只是赃吏。周澈的那个文册上且记了许多颍北豪强的不法事。
前汉有句话：“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豪强们也都是各有些背景的。别的不说，便说那个沈汛，他女儿是赵忠侄子的小妻。处罚了他，会不会得罪赵忠？
贪官的“举主”是重臣，豪强的背后是权宦。何进怎不为难？就像荀攸说的，他质性谨慎。他愿意举贤扬善，但他实不愿诛恶去奸。因扬善可得贤名，而诛恶却很有可能会招来祸患。
他转目钟繇，等着看他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