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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的源头是发生在六月中旬的一场食物中毒事件。岐山路第二小学的二百多名师生在一天午餐之后开始不同程度的呕吐和腹泻。其中一些情况严重的被立即送入了就近的医院。六个学生与两位老师极其危重，几乎有生命危险。他们陷入了昏迷状态，数日后方醒来，脏器严重受损。
地方安保部门当即立案调查，质询了二十多位向岐山二小提供伙食的商家和小贩，化验了他们的产品，最终确定了有毒食物来自一家叫做“大磊酱园”的调味品商号，其卖给岐山二小的酱油和豆芽含有大量的黄曲，这正是师生们食物中毒的罪魁祸首。大磊酱园是浙江商人开了四十多年的老号，一直以来质量过硬，产量大而且稳定，供货范围覆盖了辽宁全省，甚至黑龙江和吉林的部分地区。而是它忽然之间犯了官非，几乎害了人命，一晚上之间，大磊酱园被砸了酿酱油和陈醋的大缸，封了商号和产业，关门停业，等着治罪。
地方媒体积极报道宣传了这件事情，老百姓拍手称快，但是很快就感觉到了更重大的不安和危机：如果这样正规历久的商号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不可靠，那么其他的酱园就可靠吗？如果酱油不可靠，那么食盐可靠吗？蔬菜可靠吗？粮油可靠吗？
新闻分成大新闻与小新闻，报道力度和所占版面各不相同。刘南一的父亲刘主编在头版安排了食品安全的报道之后，收到上面的指令：也是在头版，但只用半块豆腐的面积发一篇关于军政府与日本粮农企业签署合作协议的时讯。放在右下角，不大不小，当成个好消息给予正式的公布和肯定，但是不能太过张扬，不能让老百姓觉察到某些必然的因果关系。
明月当时混在南一的家里玩，刘先生回了家就问妻子，家里还有多少米面油盐？刘太太说，够，没急着买，最近不是东西不好吗？刘先生道，快，多拿些余钱出来，屯一点。屯多少啊？能屯多少就屯多少啊。刘太太依言存了一菜窖的食物。
就在刘家屯粮的同时，一艘满载着调味品和袋装大米的巨型货轮从日本启程抵达了大连港。刘先生的报纸和其它各报同仁都被命令进行了相关报道，还统一发了照片，以兹肯定：确有货船舶来日本食品，卫生安全，价格不贵，即将投放各地市场。
之后不久，老百姓在不同的杂货店，小铺和市场上发现了这些日本货，它们起初果然不贵，酱油的味道鲜美醇厚，大米饱满香甜，而且包装精美，你看，这饼干盒子上面还有漂亮的歌伎和滑稽的力士呢……这些日本商品迅速地借助危机占领了市场，可是没有人知道，每段时间之内在大连港靠岸卸载进口商品的数目根本跟不上辽宁，黑，吉以至东北全境的消费速度，也就是说，运来的日货只有一份，而老百姓买到的确是五份，四份的差额从哪里来的？
真相是：他们消费的“进口货”与从前的东西并无二致，只不过，很多企业因为苦撑不住而被日本老板打压收购，从前的商品换了个皮就成了日本货，换一个身份继续在本地倾销，当然，这也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垄断带来的是物价的失控：夏季还没结束，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奉天城的粮油价格不动声色地涨了三成。
终于有人开始明白了。
浙商会将一纸官文递交法院。同时声称逮到了向大磊酱园投毒的日本人。法庭起先不予受理，然而消息却在民间迅速地传播渲染，人们对于粮油物价飞涨的强烈不满很快波及到其它各个领域，他们赫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已被东洋小国占领，在其与军阀政府之间利益的夹缝中苟延残喘。
抵制日商和日货的运动在八月初开始，借着由民间自发性的行为发展为集会和游行。又是大学生们首先走上了街头，他们得到了市民的响应和支持，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明月扑到窗台上，看到吴兰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当时上的是代数课，二十六岁的老师将课本扔到桌子上，带着学生们在窗口向游行队伍招手鼓掌，呐喊助威。待游行队伍经过，老师让学生们各自回座，继续上课的时候，他发现两个学生的位置是空的：汪明月和刘南一。
两个女孩投向示威游行的队伍里，跟着更大一点的孩子们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席卷了市中心的大街小巷，他们最后来到了位于小南门的帅府门前静坐请愿。
八月里，日头毒热，当空照耀，学生们在帅府门前的马路上席地而坐。帅府戒备森严，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层层护卫，枪口朝向年轻的示威者们。面对着黑色的枪口走上前呈递请愿书的共有六个人，其中就有即将毕业的吴兰英。
请愿书里首先要求的是法院接受审理大磊酱园被陷害投毒的案件。继而要求军政府采取措施干预物价。继而废除扶植日商和引进日货的官方协议。接受请愿书的是大帅的一位秘书，看上去年纪不大，斯文干练，他表示将把学生们的请愿呈送大帅，请示研究。
学生代表问要研究到什么时候？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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