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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独尊儒术，并不是因为他信奉儒术，而是他需要儒术为他摇旗呐喊。儒家引阴阳入儒术，言说天命、灾异，本意也是为了用天命来制约皇权，同时控制天命的阐释权，为儒生进入仕途铺平道路。从开始双方就是同床异梦，争执不断，汉武帝、汉宣帝是外儒内法，儒家一直没能如愿。汉元帝以后，儒家终于得势，沿着董仲舒指定的道路高歌猛进，终于推出一个儒生皇帝——王莽。
王莽的失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对皇权来说，天命的阐释权掌握在儒生手中太危险了，所以光武帝登基后推行谶纬，就是要和儒生争夺天命的阐释权，后来又引古文经与今文经交锋，到后来汉灵帝建鸿都门学，其实都是想打破经学的垄断。对儒家来说，笃信儒家的王莽不仅没能引导天下大同，反而天下大乱，梦想成空，从此不再谈明君，只想做一个贤臣，今文经、古文经斗来斗去，争的都是辅佐君王的权利。
但这依然是两败俱伤。谶纬让谣言四起，土当代火，黄当代赤的说法鼓舞着一个接一个的野心家揭竿而起。今文经、古文经的争锋让儒学的缺陷暴露无疑，也让皇权有机可趁，外戚、阉党趁虚而入，最后酿成两次党锢之祸，儒林受到重创。
时于今日，有识之士都清楚儒家遇到了问题，董仲舒那一套行不通了，如果不做出革新，儒家的没落是迟早的问题。汉灵帝能搞出一个鸿都门学，其他人就可能搞出一个另外的什么学。对儒家来说，抛弃今文经、古文经的分歧，求同存异，也成了儒生的自觉追求，今古融合已经成了大势所趋。
杨彪不是党人，但他和党人走得很近。他久经仕宦，对这个趋势心知肚明。此刻听到张纮贬斥董仲舒，重提孔子，他虽然意外，却不反对，重归孔子之儒也是一种方向。杨彪更关注的却是张纮的言外之意。孔子时代的天子是天下共主，不是皇帝，诸侯有其国，大夫有其家，这是为孙策割握建国寻找理论依据？
“依子纲所言，又当如何取舍？去董仲舒之儒，复夫子之儒？”
“董仲舒之儒可去，夫子之儒不可复。”
“哦？”杨彪眉梢轻挑，却不发言，静待张纮的解释。
“文先兄这一路走来，可曾读过南阳郡学的文章？”
“子纲是说那些搜罗古碑，考证文字的文章吗？”
“文先兄以为如何？”
杨彪抚着胡须，沉吟片刻。“虽说碑文久远，可资参考，但谀墓之风古已有之，也可不全信。”
张纮笑了，却不上杨彪的当。“那与讹误百出的经学相比，哪个更可信一些？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发现暴秦焚书以前的六经典籍，是应该相信那些古文字，还是坚守如今各家所持的文字？”
杨彪沉默不语。这是汉代经学的致命伤，今文经也好，古文经也罢，其实来源都不可靠。以杨家所习的《尚书》而论，今文经源自济南伏生，古文经源自孔安国整理的孔子壁中遗书。伏生传经时已经九十多岁，其记忆是否准确，大家都心里有数，更何况后来又分出数家，数家之间也不尽相同。论准确性，今文尚书大概率是不如古文尚书的——除非孔安国故意造假。
如果现在发现了孔子时代留下的古碑或简策，那不管今文经还是古文经，都将成为笑话。如果研究的经籍文字都是错的，那从这些文字中引申发挥出的微言大义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孙策不惜重金，资助邯郸淳等人搜罗古碑，不过就是为了这一天吧？荆吴也就罢了，以前都是蛮夷之地，出现孔子遗书的可能性不大，齐鲁却是儒家发源地，如今尽入孙策之手，如果他安排人在那里搜罗古碑，谁知道会发现一点什么？
杨彪越想越不安，额头冒出一层冷汗，有一种大厦将倾的不祥预感。他定了定神，追问道：“南阳诸君搜罗古碑，成绩斐然，或许能证明经籍讹误，但这无损于夫子之道，为何夫子之儒亦不可复？”
“文先兄以为夫子之时可复吗？”
杨彪警觉地避开了张纮的陷阱。“夫子之时不可复，难道夫子之儒就不可复？”
“作为学问，夫子之儒可复，可是又有什么意义？天下共主之时，夫子不用于鲁，尚可周游列国，以求一逞抱负，今日皇帝一统天下，夫子若不能得用，大概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乘槎浮于海，要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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