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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和夫役；都是那些投军的当地青壮中挑选出来，没有什么牵挂而负累，也愿意走出世代生活的安南之地，到北方内陆去谋一些前程和出路的人。
因此，就连回程的船团也一下子翻了十几倍之多；其中固然有按照约定作为补偿的船只，或又是内定常驻广州方面的地方代表，也有打定主意跟随回程的军队前往广州捞一把的地方船商；还有就是一些通过新部下李丝雅的旧日渊源，所招募到的一些“牛鬼蛇神”之辈。
当然了能够得到这个机会的，主要是对社会秩序相对危害较小或是罪行不彰的走私贩子、盐枭什么的；作为他们就此洗白上岸和公开活动的代价，就是必须在军队暂时不容易顾及到的灰色领域里，替周淮安所代表的义军政权出力：
比如在一定秩序和底线的约束之下，用来填补广州这座国际化大都会的地下势力空白；发掘、打击和排除那些其他势力派来的眼线和探子，通过控制一些古老的灰色产业和地下场所，对坑蒙拐骗偷抢盗之类从根源上的进行抑制，排他性的驱除一些杀人越货等恶性犯罪的土壤和苗头；乃至在海上对付昔日的同行和旧识，保护航路独占的利益和安全所在。
而在这些海船上除了满载了来自当地的战利品和特产，还有许多满脸惊惶与凄凉的土人男女；他们已经预定好作为义军治下的新劳力补充了。
这也是在用自身存亡的家国大义逼那些地方势力，进行赎放奴婢、清田点户一定程度改良的同时，周淮安帮助南方那些相对地僻民穷的豪强们，新开发出来的一项可以细水长流的产业；
就是让这些通过战乱被武装起来地方豪族，尽可能的捕捉和贩卖以西原蛮、林山蛮为代表，当地山中不服王化的土族男女人口，然后通过海运贸易的渠道从广州换取相应商品物资的输入。
至少在义军控制的珠江流域內，各地开拓的种植园和公办农场里，对这种廉价劳力也是有着多多益善的饥渴需求的；既然义军要保证治下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准和相对的待遇保障了，那就需要大量替代性“非我族类而毫不心疼”的存在，来接受高度组织化下的精密剥削和压榨模式了。
而对于这些地方豪族大姓而言，这也是减少周边威胁和转移战后社会矛盾，还能从中获利一举数的好事。这是最基本的眼前和微观上来说。
从宏观上说，这也是人类文明进化史中的一种常态；文明竞争中的胜利者通常会用失败者的尸体，作为继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垫脚石和养料、柴薪，而继续向前高歌猛进着。
无论是粗暴的奴役压榨还是融合吸收、启蒙教化，或又是更加隐蔽的经济殖民和垄断吸血；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表现出来的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
此外，其中还有数百名有所专长的各色匠人，以及上百名在家族当中读过书，或是在书塾里受过基本教育的年轻子弟。当然了，之所以选择年轻人的缘故，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有所干劲和冲动；被传统积习惯性沾染和影响较少，而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洗脑）输灌。
另一方面他们主要都是那些豪强庶出或是旁支的子弟，对于本家的利益牵扯不深，对于本阶级认同感也是尚未成型，亲身直面劳苦大众艰辛困苦或是参与底层劳动生产的比例较多，比较容易通过现实的现身说法来扭转过来；
根据后世的经验教训通常来说只有吃过苦的人，才有迫切改变切身现状的动力和欲望；而生活条件稍微优裕的人因为起点较高，也没有那么多耐心和毅力，放下身段沉入基层去做些事情。
毕竟周淮安需要的是一群能够从最底层开始身体力行的实务人手，而不是一些只会夸夸其谈说些大道理，或是精通体制内潜规则和官场手段，善于讨好营钻的传统式幕僚、官属什么的。
而从明面上看，作为这一次出兵的代价，除了交州大港及其附近配套产业的几座市镇之外，就只得到了一个对方公推承认的安南都护府下留守头衔而已；明面上除了一些商会和护卫之外，就连交州城的直接驻军都没有留下。
但却不要小看这个头衔，在安南各家豪族所组成的联合共议上，却是拥有最终的仲裁权益的。这也比较符合周淮安麾下的义军目前的控制能力极限，以及日后继续干涉与介入安南地方权力架构的口实、名分。
而通过在沿海地区安置的屯田区，不但可以获得稳定的粮食产出来源，同时也是潜在兵源和劳力的补充途径。虽然安南兵本身的素质和水准，在天下诸多军镇当中属于垫底存在，而需要朝廷从江西、湖南、西川、河南等地征发戍卒来守卫；
但是作为维持地方秩序三四线守备武装，或是军队开拓屯垦和攻城建设的劳力，还算是量多且便宜的来源。这样，周淮安就可比较从容的从潮、循各州的闽地移民及其后裔当中，招募那些民风彪悍而吃苦耐劳，又经过一定集体生活和军事管制下的贫民和矿工、渔户作为主要补充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