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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认,我要讲述的是一个传奇故事。在我写过的所有小说中,没有比这一部更传奇的了。那些曾经喜欢过我小说的读者不必感到意外,这同样是篇不错的小说。我所有小说都遵守一个原则:我写的是真事。
确实有谢让、谢天、谢地这些人,但我没有坦白相告他们住址的义务。他们让我转告将要看到这篇传奇的读者,他们不愿意被人打扰。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他们现在生活得很好,很幸福。
好了,开始吧。
故事发生在1935年的北平。这是一个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的年头。6月,何应钦与侵占华北的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谈判,签订《何梅协定》,北平除了西南卢沟桥尚在国军手里,最近的日军已经驻扎在了丰台。我们知道,丰台现在已经是市区了。想想吧,1935年的时候,这里驻的是日军,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那一年,许多日本浪人涌进北平。他们开办了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商铺,合法的如洋布行,非法的如鸦片馆。鸦片馆将在这个传奇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现在不提。
且说在这一年的春天,帽儿胡同的四合院里来了一位18岁的姑娘。她告诉人们,她叫周樱,协和医院的护士,是来租房的。她还告诉人们,她父母本来是南京金陵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半个月前,接到北平协和医院的聘书。父母在金陵大学将近二十年了,想换换环境,于是就来了。但不幸的是,到天津的时候,父母染上风寒,双双不治而亡。她本来应该回到南京,她对那里很熟悉。但就是因为太熟悉了,她反而不敢回去了。南京的每个角落里都留有父母的足迹和气味。她说这话时,明亮的眼睛里已经有泪珠在滚动了。谢太太一边用手帕擦着泪水,一边朝着这个姑娘摆手:“别说了,别说了……”她是一个有着菩萨心肠的女人,听不得看不得世上悲惨的事情。她让姑娘住在她家的两间空房里,一个月应该收两块大洋的租金,但她只向这个姑娘要两个月一块大洋的租金,并且送给她很多家具和生活用品。姑娘并不知道北平的房租,当她第二天知道后,坚决要求还是按照市价来付房租。姑娘还说,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她并不缺钱。谢太太说,她也不缺钱,两个月一块大洋只是象征性的,本来就不应该要她的钱。“人都有落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需要大家帮助,我怎么能再要你钱呢?”一个坚持要给,一个坚决不收那么多。姑娘实在没有办法了,说:“谢谢你,我感谢你的好意,但你如果再不收,我就搬走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谢太太的大儿子谢天正坐在一边看书,他燕京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报馆当编辑、记者,一有空就抱着书看。他抬头对她俩说:“你们两个别争了,这样吧,大家都各让一步,一个月一块大洋,行不行?”姑娘想了一会儿,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谢太太自然不愿意姑娘搬走,也同意了。
谢太太确实不缺钱。她丈夫是北平的一个警察局长,名字叫谢让,他有两个儿子。因为谢家有好几辈都是单传,生了第一个儿子,他喜极而泣,给他起名谢天。第二年,老婆又怀上了,再次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鸿运高照,他激动得跑到祖坟好好地哭了一场,取名谢地。合在一起就是谢天谢地。谢地正在燕京大学读书。谢让成熟、稳重,最让他不放心的是谢地,正是青春发育的年龄,精力好得嗷嗷叫,动不动就给他惹事。而在北平,这年月,是最不能惹事的。
谢让正在为北平城里的日本浪人发愁。《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北平就没有安静过,隔三差五,青年学生就要到街上散发传单和标语,或者举行游行,一是抵制日货,二是呼吁政府抗日。谢让当然和这些青年学生是心心相印的,从东北到华北,日本人一步一步地占领着中国的土地。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日本人迟早要蚕食掉整个中国。他甚至巴不得老天爷发怒,来场地震,把那个小小的岛国震到大海里,整个世界都清净了。和青年学生不一样的是,他是警察局长,坚信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是卖国的,都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国之不存,家之焉在?问题是,中国太弱,要“忍辱负重”。蒋委员长说,和平不到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他相信委员长不是说着玩的。他是警察局长,消息自然是灵通的。比如他就听说过,委员长正在秘密装备、训练四十个德械师,准备将来收复东北,还在华东修建永久战备工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中日一战作准备。这个时间当然拖得愈久愈好。这帮学生总会坏事。他一再告诫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儿子,不要跟着别人瞎跑,上街不是爱国,是误国,读好书是你们学生最大的爱国举动。儿子自然听不进他的话,虽然没有当场反驳,但那眉头皱得很难看。
警察局长陷入两难之中。政府要求他压制学生的抗日热情,以免被日本人抓到口实,日本人也在向他施压要求惩办抗日积极分子。北平驻有日本的特务机关,给警察局长打交道的是一个叫樱井兆太郎的课长。一个小小的课长,威风比北平市长还大。他的消息比警察局更灵,过几天就会送来一个名单,让警察局长去抓人。谢让问他们,这些人犯什么法了?这个家伙就像背书一样指着一个个人名告诉他,某日某时在某某地方发表了什么言论,或者做了什么破坏“中日亲善”的事情。谢让只得让自己的手下穿上便装,偷偷地找到名单上的那些人,动静闹得大的,不抓不足以向日本人交待的,他让警察给他们几块大洋,让他们赶紧离开北平避避风头。日本人再来问时,他双手一摊,说找不到了。那个樱井课长倒也没什么办法。
这一次就不同了,他谢让必须得去找樱井课长交涉了。
事情是这样的:北平有个破落的八旗子弟,家里没什么财物,却染上抽大烟的恶习。毒瘾犯了,就摇摇晃晃地上街找鸦片馆。他平常是不敢上日本人开的鸦片馆,但这次不同,毒瘾来势凶猛,鼻涕眼泪一大把,他用袖子去擦,涂了一脸。这样的人,放在其他鸦片馆,看门的就不会让他进去的。但日本人却不这样想,任何人进他们的鸦片馆都不拦,你敢进来,就只有乖乖掏钱的份。他们从来不相信,身上没钱的人敢上他们的馆子。这个人进去抽饱了大烟,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润,精神也来了。日本人过来给他要钱,他耍起无赖,头抬得直直的:“没钱。”日本人一巴掌拍在他仰得直直的脑袋上,吼他:“你再说一句没钱?”鲜血从鼻孔里流出来,他用袖子擦一下,脸上鼻涕和鲜血混在一起,像唱戏里的小丑,他重新把头抬得直直的,瞪着日本人,声音响亮地说:“没钱就是没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些破落的八旗子弟北平还有不少,啥本事也没有,就会吃喝玩乐耍无赖。在中国人那里,倒也没什么事,多说挨顿揍,也不会往死里揍的,揍死人是要吃官司的,犯不着为这些混混去吃官司。他们就这样在北平混吃混喝一年又一年。他没想到,日本人不是中国人,日本人不怕吃中国的官司。他话音刚落,木棍拳头都上来了。人被打倒在地,哭叫着求饶时已经晚了,日本人存心打死他。他确实被打死了。死掉了如果偷偷地处理掉,只要没人追究,警察局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而言之,日本人得罪不起。一点芝麻样的小事,这些日本杂种都能弄成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就要大做文章,就要让军队开枪放炮,欺负到头上来啦。忍辱负重吧。但这一次不一样了,日本人何止是欺负到头上了,是到头上拉屎来了:他们把打死的那个中国人扔到了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就这么干了!
警察局长带着五个手下去了鸦片馆。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他有理,他可以把这些日本浪人捉拿归案。他都忘了,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不和他讲理的。他本来带了手枪,但他想了想,还是把枪取下来放在了警察局。那五个警察也是徒手的。他都这样了,日本人总不会不给他面子吧。谁知到了鸦片馆,他刚一开口,就被日本浪人挥舞着木棍和武士刀赶了出去。谢让和五个手下狼狈地站在大街上,眼前无数金星闪烁,鸦片馆的大门像头张着嘴巴的怪兽朝他嘿嘿地笑着。在那一刻,他都有端挺机枪把北平城的日本人全部扫掉的想法了。想归想,最终还得直面惨淡的现实:如果要把凶手捉拿归案,非得动枪不可——可谁又敢对日本人动枪呢?
回到警察局,骂了半天日本人的娘,最后还得硬着头皮去找日本人。这次他是带着副局长江一郎一起去找樱井课长。樱井的副官藤野严八郎把他们带进去,樱井坐在堂屋,阴沉着脸。旁边放着两个半人高的百子闹春的地瓶,中堂挂着一副对联:“琴有古声清耳目,鹤缘仙骨近云霄”,中间是清代画家戴熙的《墨松图》。这些应该都是文物,但不管是他买来的,还是偷来的,他谢让都没办法。谢让说了来意,樱井的眼睛眯起来,皱着眉头狠狠地盯着他,突然站起身来,抽出指挥刀。江一郎吓得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谢让心头一凛,这个日本人想干什么?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腰里没挂手枪。
桌子上放着一个果盘,樱井用指挥刀挑起一只苹果,递到谢让的鼻子下面:“谢局长,请吃。”谢让愤怒地瞪着樱井,最初的慌乱过后,他决定不再示弱,哪怕今天死在这里,也不能被日本人欺负了。他猛地张嘴咬住苹果。在那一刻,警察局的副局长江一郎几乎要泪流满面了,他是理解局长的,他能想象出局长会继续忍辱负重地把苹果咽进肚里。他没想到,局长咬着苹果“呸”地吐在地上。藤野严八郎怒目而视,手按在了枪套上,吼道:“你的,中国人,大大的坏!”樱井摆摆手,制止了他。他转过身,瞪着地上的苹果,好像不认识苹果了一样,看了半天,抬起头瞪着谢让,脑袋向前伸着,那张狠毒的脸逼得更近了:“我好心好意地请你吃苹果,你却把它吐在地上,这不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侮辱吗?”强盗居然有理了。谢让仍旧用愤怒的目光瞪着樱井课长,说:“你用刺刀挑着苹果让我吃,即使低等动物也不会有这样的待客之道,何况现在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才是主人,你们是客人。要说侮辱,是谁在侮辱谁呢?”樱井手里的指挥刀抖了一下,厉声问道:“你难道想出风头当什么民族英雄吗?”谢让说:“生为中国人,做民族英雄不是出什么风头,是做人的本分。相信阁下作为日本人,自然也有此心吧。”
樱井课长哼了一声,收回指挥刀,说:“你想怎么办?你说吧……你总是给我们找麻烦。”
这些狗一样的日本人啊,颠倒黑白张嘴就来气不发喘脸也不红,脸皮之厚世界之最。
谢让忍住气,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要求赔偿、惩办杀人凶手。
藤野严八郎冷笑一声,说:“那个中国人的命还没有他吃的鸦片烟贵,谈何赔偿?至于惩办杀人凶手,谁看见他是我们的人把他打死的?你有证人吗?”
这个副官狗仗人势,令人讨厌。谢让不理他,直直地瞪着樱井。
樱井坐在办公桌前,脸绷得紧紧的,闭着眼睛,用手指敲着桌子,面无表情地说,知道了,我们会调查的,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会严办的……你要相信大日本帝国。
警察局长当然是不会相信大日本帝国的,但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果然,日本人没有追究凶手任何责任,赔偿五块大洋了事。政府愿意息事宁人,何况死的仅仅是一个抽大烟的中国人,如此而已。警察局长再次忍辱负重了,但北平的老百姓、青年学生不会忍辱负重的。谢天就质问父亲,当一个中国警察不能保护同胞的安全,这是不是一种耻辱?究竟要忍受到什么地步?父亲还没有学会如何和儿子对话,他粗暴地打断儿子:“国家的事情,你操什么心?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儿,就是爱国报国……”儿子说:“忍忍忍,当华北成了东北,平津成了沈阳,还忍不忍?”父亲回答不上来,也没有儿子的口才,在日本人那里受够了气,回到家里又要受儿子的气,警察局长忍无可忍,霍地站起来,给了儿子一个响亮的耳光。
那天晚上,当协和医院护士周樱回到四合院时,与正要往外走的谢天撞在一起,娇小的护士被撞得跌跌撞撞地要往后倒下去时,谢天忙放下捂着脸的手,拉住她。周樱惊异地看着一脸愤怒的青年记者,问道:“你怎么了?”谢天说:“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我当兵去!我要把在中国的日本人一个不留全杀光!”谢天说完就走了。他没有看到,姑娘扶住门框,愣愣地看着他愤怒的背影慢慢消失,眼里涌出大颗大颗的泪珠,在月光下,那些泪珠格外明亮……
谢天去驻扎在北平的二十九军学生军训总队报名参军之前,做了一件震动整个北平的事情。他把警察局长与日本“菊”机关樱井课长交涉经过写成报道发表在了报纸上。当谢让看到这篇报道时,他的脑袋嗡地响了,他本能地预感到,北平要出大事儿了。
果然,整个北平炸开锅了,一个中国人,光天化日之下,在自己的国家,被外国人打死,还把处理此事的中国警察乱棍打出鸦片馆,最后只赔偿了五块大洋了事,人家鲁迅写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登在报屁股,都有八块大洋的稿费呢。你怎么忍?忍无可忍!燕京大学的学生率先冲出校门,上街游行,要求惩办日本浪人。谢让只得奉市长的命令,带领警察拦截学生。他拿着喇叭,大声喊着劝学生回去,国事自有国家来操办,学生就是读书的,读书才是报国爱国。他喊得嗓子都哑了,无奈学生并不听,甚至还往他身上砸西红柿和鸡蛋。他还看到谢地也夹杂在队伍中,举着胳膊扯着喉咙喊着什么,似乎是在鼓动学生冲破警察的防线。学生像海浪一样翻滚而来,手挽着手站在最前面的警察被冲得东摇西晃,最后还是没能顶住,防线被冲开,几个警察跌倒在地,眼看黑压压的学生就踩踏上去。谢让果断吹响哨子,第二列手持棍棒的警察冲上来,后面的水龙也喷过来,这才让学生散去了。
学生们愤怒至极。最难堪的是谢地,同学们都知道带头镇压学生的是他爸爸。他们大声地骂着警察是汉奸走狗,声音不但很大,还故意斜着眼睛看他。谢地满脸通红,灰溜溜地贴着墙走。他害怕同学注意到他,但还是有人小跑跟上来,对他说:“谢地,你没啥不好意思的,你爸爸这样做也是没办法啊。”
这人是他同学高豪杰。谢地松了口气,如果说他为自己的父亲感到不好意思,那么,高豪杰应该为他父亲感到无地自容才是,因为他父亲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而高豪杰的父亲却是二十九军的一个团长,当兵的不打日本人,那还叫什么当兵的?谢地说:“你别安慰我了,我父亲就是一个软骨头,他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汉奸了,带枪的不抗日,倒是咱这空手的满腔抗日热情,这是啥世道啊。”他的话很明显,带枪的除了警察就是军队,你爸也有责任。
高豪杰却也不回避,说:“你别急,现在国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只要蒋委员长一声令下,你爸我爸他们会立即出动,席卷北平,一个日本人都不留,斩草除根。”
谢地也知道,这事儿怪不得他父亲,也怪不得自己的父亲,他们都是小人物,打不打日本人,最终还是得听南京那个大人物的。但这口气,憋得难受啊。他咄咄逼人地看着高豪杰,说:“他们不抗日,咱们抗日,你敢不敢跟着我杀日本人?”
高豪杰激动得满脸通红:“咋不敢?你说咋个杀法?”
谢地说:“你从你爸那里弄两支枪,咱们暗杀北平城里的日本人。”
高豪杰愣了一下,说:“你爸是警察,也有枪,为啥让我去弄枪,你不弄?”
谢地说:“我爸他们是小警察,枪就那几支,少一支就立即知道了,我哪有机会下手?军队枪弹像萝卜白菜,想要多少有多少,弄两支枪还不容易?”
高豪杰默默地想了一会儿,觉得谢地说的也有道理,他只得点点头,但紧跟着又来了一句:“你也别抱多大希望,我尽力而为,如果实在弄不到,你也别怪我。”
谢地说:“不怪你,实在不行,咱用手掐也要把这些日本人一个一个地掐死。”
事情却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军队的枪弹确实像萝卜白菜一样普通,但却不可能像萝卜白菜那样让你想拿就拿,高豪杰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从部队弄来了一颗手榴弹。
这也让两人激动了半天。虽然是第一次用手榴弹,却也难不住这两个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一会儿功夫就摸索出来如何使用了。两人都很兴奋,争着要把这颗手榴弹扔到日本浪人开的鸦片馆去。最后没办法,两人用锤子剪刀布的方法解决了。谢地的运气好,他用剪刀把高豪杰的布破了。高豪杰耍赖,以事先没有讲明规则为由,重新开始,三局两胜。结果,谢地三局全赢了。高豪杰哭丧着脸,说,那好吧,但你不能一个人去干,一定要叫上我。这个要求不算过分,谢地答应了。
两个人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行动的。他们在日本浪人的鸦片馆对面一条小巷里盯了半天,确信没有中国人进去后,谢地猛地窜出去,把手榴弹扔了进去。高豪杰心有不甘,从地上摸了一块砖头也一起扔了过去。
轰隆一声,手榴弹在鸦片馆开了花,传来一阵惨叫,两个年轻人慌慌地逃走了。
在1935年的冬天,这个小小的四合院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谢天加入了驻扎在北平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学生军训总队,也就是说,他当兵去了。这是好事。国难当头,有钱有钱,有力出力。看不出来,人家还真是热血青年。好。第二件事,谢地失踪了。
日本人的鸦片馆被炸,这可是件大事儿。谢让带领江一郎赶到鸦片馆,他从地上捡起一块弹片,立即判断出来这是一枚军用手榴弹。日本浪人被炸死两个,重伤三个。谢让一方面感觉出了口恶气,另一方面又感到棘手,这肯定是二十九军的人干的。他既没有能力把手伸到军队去,也没本事儿降服日本人,让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如何把这事儿糊弄过去?
他刚开始还想打个马虎眼,想把这案子弄成一个无头案,赶紧让江一郎带着警察把遗留在现场的弹片都找出来藏匿起来,但樱井岂是那么容易糊弄的?他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摸索了半天,还是找到了一块小小的弹片。他在手里捏了捏那块弹片,说:“这是你们军队干的。”
把这事推给军队,倒也没有谢让什么事儿了,但谢让不会这么干的。能揽下来最好自己揽下来,当作一般治安案件处理最好,省得日本人节外生枝。谢让沉吟片刻,说:“我们不能凭着一块弹片就判断是军队干的吧。樱井先生,你也知道,就在前几年,中日在长城还打过仗,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多了,说不定就是哪个大烟鬼干的……”
藤野严八郎吼道:“你这是狡辩,大大的坏!”
樱井阴森森地盯着谢让看了半天,说:“那么,我就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了,半个月内你如果交不出人,这事就由我来处理了。”
谢让还想再说什么,这个可恶的日本人竟然不理他,带着藤野严八郎拂袖而去。
谢让万万没有想到,这事儿竟然是儿子谢地干的。
傍晚时分,他拖着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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