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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侍候。

    今天山海楼的伙计根本不够用!山海楼正宗的伙计都只能伺候一些重要的桌子,并且负责上菜这些。普通的客人,都由他们自己的家丁和随从负责充当伙计了。

    在雅间厅内,吴雪霞坐在大桌的旁边,是一张小圆桌,不过,隔着个屏风。

    大明女人再尊贵,这种正式场合也不可能与男人同桌。

    吴雪霞见爹爹和大哥来了,也急忙起身出来相见。

    “大家不必拘礼,我临时得到的消息,过来转一转就走了,都不必拘礼。”吴襄虽然有好些疑问,却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杨麒也笑道:“我也是啊,韦公子的人刚刚才通知我府里,我都要准备吃饭了,想想还是天地商号的酒菜好,便过来了。”

    杨麒平时板着脸,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但是在私下里,还是很能跟‘群众打成一片’的。

    杨麒的话,引得在场诸位达官贵人一阵轰笑,气氛也轻松了不少,早有人将二人请在上首坐了。

    然后吴三凤和杨弘毅依次入座,吴三辅坐在吴三凤下手,韦宝坐在吴三辅下手。

    今天因为是韦宝请客,韦宝是东主,否则就算韦宝此时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但是资历摆着,他要坐,也没有办法这么挨着吴襄和杨麒入座的。

    “韦宝啊,你这个蓟辽商会是怎么回事啊?让三辅当什么会长,是你的主意吧?他不成的,他都没有做过生意,怎么当得什么会长啊?”吴襄一入座,便开门见山道。主要因为怕引起杨麒的误会,等下以为他和韦宝串通好了啥的。

    韦宝急忙又笑着解释了一番商会的作用:“吴大人,在我看来,咱们蓟辽,辽西辽东,早就应该弄个商会。这样大家好形成合力,也方便市面稳定嘛。至于商会会长这个位置本来越是德高望重的人,比如吴大人正合适,但因为是我们山海书院的几个同窗先搞起来的,大家都公推三辅大哥,所以暂时先由三辅大哥担着,若是吴大人有什么不同见解,可以再另外选嘛。”

    吴襄一听是这么回事,嗯了一声,暗忖韦宝的花花肠子可真多:“他不成的,三辅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算账都不会,打算盘都不会,做什么会长?”

    韦宝摇头道:“吴大人这个看法,我不敢苟同,没有做过生意,可以学,生意本身也不是什么多难的事儿。关城边上每天那些卖菜卖粮食,卖柴火的,不都是生意人吗?三辅大哥身为秀才,饱读诗书,还能比他们差么?另外同窗们都公推三辅大哥,说明三辅大哥他威望高,人缘好,这是最重要的。商会主要是个联络的作用,净化商场的风气,会长本人有声望,有人缘便可,并不需要多会做生意嘛。”

    听韦宝这么说,众人无不点头附和,虽然韦宝的话是在反对吴襄,但是吴襄是在反对儿子当会长,谁知道吴襄是真心还是假意?自己总不好大力称赞就该自己儿子当会长的吧?

    “小宝啊,我说了不成的,爹,我真没有想当这个会长。”吴三辅立马接茬道。

    吴襄没有理会吴三辅,而是看向韦宝:“你们这个商会,还能怎么净化商场?”

    “这简单啊,方方面面都可以净化,比方说,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不正当行为,在我看来,赌,就是首当其冲的大害!赌博害死人呀!”韦宝笑道。

    众人闻言,都暗忖,要不是赌博成风,你上哪儿赢来这么多家当?还不都是你趁着考秀才和与吴三桂比武的时候赢来的吗?

    韦宝说赌是大害,还真不是瞎说。

    在韦宝看来,明朝的灭亡,实在是无比突然。万历晚期史料里的明王朝,还满是丰富多彩的城乡生活,红红火火的商品经济。

    套明末清初遗民陆应旸的话说,那简直让人“好不感叹思慕”。慕名而来的外国传教士们,也是上岸就看花了眼,利玛窦等外国学者们,更是惊呼“远比欧洲富裕得多”。

    可就是这么个繁荣的世界,竟然转眼就是内忧外患的战火,直到山河变色,悲情灭亡。

    明代万历年间,商业活动出名火热,但要论火爆整个晚明年间的“商业活动”,却首推赌博。

    虽说明朝开国时,曾对赌博风气重手狠打,《国初榜文》记载,明初老百姓赌博要断手,官员赌博要罢官。以至于二百年里,明朝人听到“赌”字就哆嗦。

    可万历皇帝亲政后,上朝都没心情,“抓赌”也懒得做。《酌中志》更记载,万历皇帝本人就是此中行家,经常在宫里开赌,招来“司礼监掌印”“东厂秉笔”等一干太监,得空就赌得天昏地暗。

    如此“带头”,大明朝的赌博风气,自然没几年就刮遍城乡。

    于是,到了万历晚期时,明朝民间的赌博风,就有了各种震撼场面:《菽园杂记》记载,昆山等经济发达地区,有了新赌法“叶子戏”,按照赌资来发牌,万万贯的纸牌,命名为“呼保义宋江”,百万贯的纸牌,命名为“行者武松”,以此类推一百零八张,最便宜的万贯纸牌,名为“浪子燕青”。

    有“梁山好汉”站台,这赌法自然火热,江南地区从士绅到商旅,都是纷纷着迷。几个牌面打完,成千上万的钱财,也就哗哗赌出去。

    北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赌风更是风靡各阶层。《五杂俎》记载,北京城每年以赌博为业的乞丐,最少也有五六千人。

    就连理论上“双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也纷纷扔下圣贤书开赌,《留青日札》记载的晚明杭州赌坊诈骗案,几乎把府学所有的秀才都牵涉进去。

    以顾炎武的《日知录》里的痛斥:晚明江南的进士,登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聚众赌博,甚至还有“以不工赌博为耻”的奇葩风气——当官不会赌博?出门没脸见人。

    发展到后来,很多明代高官们,退休后也专开赌场,一边赚钱一边“发展人脉”,同样是《日知录》记载,诸如跑官买官等蝇营狗苟,当时都是赌一把的事。

    明朝的腐化速度,可以参考赌博泛滥的程度。

    越演越烈的赌博风,就似一个急速下坠的铁球,牵着晚明的社会风气,年年急速下坠。

    韦宝讲了一番赌的坏处之后,也没有人反对,韦宝又接着说:“欺诈,不实诚,做生意不规矩,短斤少两,欺骗,这些也是我们蓟辽商人一定要杜绝的,一定要形成过硬的风气,有过硬的信誉才成!为什么晋商的票庄能那么红火?他们不就是靠这个在各地拓展生意的吗?咱们蓟辽商人只要齐心协力,破除这些歪风邪气,咱们也可以有良好的声誉,形成更大的组织!”

    明朝农贸市场上,卖牲口的为了给牲口增加体重,上市时拼命给牲口喝水。特别是卖鸡时,更是简单粗暴,直接给鸡灌砂子——就为多卖几个钱。

    明朝假冒伪劣货物充斥的城市,就是南京北京还有苏州。别说是日常各种百货用品,都是残次品充斥,就连这些城市里卖杨梅的,都是把生涩的杨梅,直接拿大棕刷用墨刷成紫黑色,竟就大模大样的当熟杨梅卖。吃下去会有什么中毒后果?那就没人管喽。

    发展到万历年间时,明朝的“假冒伪劣”风气是越演越烈。当时的《天下水陆路程》等图书里专门有提醒:做生意的从常州到浙江,这一路都要谨防骗子。到处是“接客之徒诓诱”,稍不留神就要被坑。苏州阊门商业区上,琳琅满目的各种货物,更要“不识休买”——简直假货扎堆。

    钱庄诞生于江南,票号创办于山西,据韦宝的了解,钱庄的历史应该是早于票号的,而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服务范围上。

    钱庄好象只能完成当地的存款取款,也就是说在本地存进去的钱不能在外地支取,而票号却更接近于现代的银行,能实现异地存取的功能,是网络化的金融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当时的商人,免除了押银的种种艰难与危险。

    正因为此,后人把票号视为中国银行的鼻祖,而不是钱庄。

    钱庄是旧中国早期的一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

    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的则称为银号,性质与钱庄相同。

    另一些地方,如汉口、重庆、成都、徐州等,则钱庄与银行并称。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

    规模较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

    而小钱庄,则仅仅从事兑换业务,俗称“钱店“。

    在清末,当时因银两和银元并用,其间必须有个折合率。但计算非常繁复,而且折合率也上下浮动,犹如外汇涨跌一般。

    清末,银行逐渐兴起,替代了钱庄。解放后,钱庄多数停业。上海未停业的银行则与私营银行,信托公司一起,实行公私合营,组成公司合营银行。

    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

    明末清初的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

    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

    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票号多为合伙组织,也有独资经营。每号创始资本自数万两至二三十万两不等。其后,由盈利转化有护本、倍本等名目,实有资本不断扩大。票号资本存储于总号,总号一般设于原籍,因而山西票号又因总号所在地不同而分为平遥、祁县、太谷三帮。

    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号,不另拨给资本。总、分号间可直接通汇或调度资金。三年或四年结帐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按资本分配的称银股;另有人股,俗称顶身股,用以奖励高级职员之用,根据其职位高低和年资定其分配份额。

    山西票号经营的业务首先是汇兑,活动范围遍及全国。营业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时山西有总号三十余家,全国各省区设分号四百余所。

    当时票号信誉卓著,且内部组织严密,能严守秘密,虽存款利息较低,贵族、官僚也乐意将私蓄寄存。放款对象除官吏外,主要是钱庄、典当和富商,不与一般商人发生借贷关系。

    此外还替人代捐官衔爵位和垫款谋缺,从中获利。其收入主要来源,原是汇水和银两平色的换算盈余;后来,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额和代办捐官、谋缺等活动也成为重要利源。

    这些属性,放在明末,虽然没有清末那么突出,因为明末还没有外来资本的强势介入,但是大规模的票号和钱庄,还是有需求的!

    韦宝并不是要牵头,带着蓟辽商人搞票号,搞钱庄,这个很难带动,等下人家还以为他又有啥阴谋诡计。

    而且,要带动也是吴襄这种人,才有可能带动,必须得有实力,有声望的世家大户,占有绝大部分的资本,挑大梁才成。

    韦宝若要做,只能自己一个人慢慢来。

    事实上,韦宝现在已经自己辖内搞起银行来了,等于一下子,把钱庄,票号,银号,这些时代都超过去了!

    “除了赌和不正当的交易,欺诈方式的做生意,还有个市场环境,这也是我们商人,商会自己要改变的事情。”韦宝见没人说话,又接着道。

    明末另一个亮眼辉煌,就是近乎巨型的城市。

    拜明朝“资本主义萌芽”所赐,明代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生活无比热闹,北京南京等大城市,人口早已突破百万。风情万千的城市生活,惹了多少后人艳羡。但放在当时明朝史料里,明朝的城市,也是招够了吐槽:大归大,毛病却极多。

    明代史料《五杂俎》里,就记录了“超级城市”北京城的槽点,曾经在好些中外史料记载里,拥有整洁卫生的北京城,晚明时的卫生条件,却已恶劣到“市场上多粪秽”的地步。特别是每到夏天时,一场雨水过后,街面上就是苍蝇蚊子乱飞。于是年年夏季,北京城的疟疾等疾病,都是屡禁不绝。

    日常年节尚且如此,到了明末瘟疫席卷的年代,这个北京城,又如何能扛住?

    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同样可参考万历皇帝的三十多年怠政,国家的军备国防行政,样样都歇菜,各级官员缺编严重,看似简单的城市卫生管理,又哪还有人管?天子脚下尚且如此,明朝各地更可想而知。区区小细节,足以见证晚明行政效率的瘫痪。

    繁荣的外表下,却是一个腐败且效率低下,已似一盘散沙的王朝。面对紧接下来的国家风险,自然缺少抵抗力。

    “这些事情,只要是品行正直,有好人缘,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这么个人来当会长就成,关键要大家买账,能聚拢人心。”韦宝笑道。

    众人一起称是,都说吴三辅是极其适合的人选。

    其实所有的世家大户也都更愿意吴三辅当会长,而不是老谋深算的吴襄当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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