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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众正盈朝国泰民安，完结撒花。
但是真实的情况可不是这样的，大明王朝里的君臣关系是皇帝让文官背锅，可以，但你想摘干净不行，我文官要给你泼脏水。
屎盆子不能扣我一个人头上，要倒霉我跟你一块倒霉，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
所以清流面对严党一直硬气不起来，要靠把浙江搞乱来整严党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责问严党花钱多的时候，严党会马上抛出一句：我们花钱多，那都是给皇上修宫殿修出的赤字，你有本事去找皇帝闹啊！
因而真实的情况是，皇帝往往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主动参与比赛的就是嘉靖这类。而被动参与的，就如他儿子隆庆（裕王），情况也更简单。
你朱载垕想在旁边看热闹，没那回事。
徐阶、高拱、张居正，无论我们三个谁快不行了，都得拉着你帮我。
不然打死了我，血溅你一脸，你也没好果子吃。
大明王朝里的文官，严嵩、严世蕃也好，徐阶、高拱、张居正也罢，即便是胡宗宪、赵贞吉、海瑞这种不在中枢的地方官，都不是完全听话的主。
嘉靖这位操纵朝政的政治大师，曾经在郑泌昌、何茂才搞出以织造局名义买田这种事后，评价严嵩老了，底下人的管不住了。
可他在故事的后半期才发现，自己也老了，手底下这些人也管不住了。
所以，前期的嘉靖即便发飙，也是一个人在玉熙宫里闹腾。
可后期的嘉靖，就要在宫门外看着陈洪打百官了。
文官这样了，皇帝怎么办。
帮皇帝的人，历史上一般是两种人，一是伺候自己的女人，外戚、后妃，一是伺候自己的男人，太监。
嘉靖要升仙，女人肯定是不能了，当年差点被女人勒死在床上，那就只能让太监帮着自己整文官。
而隆庆不想升仙，他就用女人（李王妃）帮自己。
自始至终，隆庆皇帝的政治同盟就只有李王妃。
而徐阶、高拱、张居正本质上和谭纶、海瑞、王用汲都是一样，都算棋子而不是同盟，只不过轻重不一罢了。
大明王朝里的太监又是什么人。
从忠诚度来说，他们比文官可靠得多，他们没有家，皇宫就是他们的家，出了宫他们就什么也不是。
所以吕芳也好，陈洪也罢，尽管手段不一样，层次不一样，对嘉靖的心却没有变，都是听话的。
这也是为什么，欺天的周云逸会死，闹事的杨金水能活。
真疯假疯，嘉靖知不知道都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他们对嘉靖听话不听话。
大明王朝在皇帝与文官这个层面去铺展故事后，探讨的就是另一个问题，忠心和听话。
这两样看上去是一回事，但似乎又不是一回事。
海瑞对嘉靖忠心吗？
被他骂的狗血淋头的嘉靖死了，他却一个人难受得不得了，吐得连黄胆水都吐出来了，简直比隆庆这个死了亲爹的儿子还难过。
能说他不忠心吗？
可海瑞听嘉靖的话么？
改稻为桑，他不合作；迁居上表，他不配合；见了嘉靖，他可劲怼，差点没把嘉靖气死在诏狱里。又能说他听话吗？
所以，海瑞只是忠心，而谈不上听话。
他对嘉靖这个君父，只做到了孝，而没有做到顺。
听话和忠心，哪个更重要？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能将大明王朝里的官员划分开来。
认为听话比忠心重要的，如严嵩、严世蕃；认为忠心比听话更重要的，如徐阶、高拱、张居正、海瑞。
而将这两个平衡地最完美的，是胡宗宪。
胡宗宪听话。
嘉靖要改稻为桑，改；嘉靖要织丝绸赚钱，织；嘉靖说海上有倭寇了，打；有人说嘉靖坏话了，参他。
胡宗宪忠心。
改稻为桑要改，但不能逼反百姓；织丝绸要织，但不能毁堤淹田；海上倭寇要打，但养寇自保的鬼话不能听；说坏话的人要参，可暗中要尽可能地去保他。
嘉靖曾说：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就是这个原因。
一个既能做到听话又忠心的人，就是一个既不会有后路也能做事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如何嘉靖都要保他。
即便严党和清流都不买他的账，可他的账有嘉靖报销就行了。这也是为什么，胡宗宪两面不受待见，因为他在既忠心又听话的同时，站到了广大文官的对立面。
忠心和听话的区别在于，在皇权面前，在现实面前，要不要自己的理想信念。
严嵩以科甲正途入仕的时候，有没有理想信念？绝对有。
刘瑾在朝的十年，严嵩坚决退官回家。
不要说他是因为生病去养病了，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啥病要养十年。
可他怎么变了？大礼议吵了那么久，多少乌纱帽落地，为一个死人的名分，至于放弃自己的前途么？
严嵩觉得不至于，所以他写了《大礼议成颂》，算是给大礼议收官了，也算是给自己的理想信念收官了。
有没有不忘初心的？有。
海阎王也好，海笔架也好，海门神也好，都是海瑞认死理的表现。
海瑞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应该是什么样，就应该怎么去干，不干那就是有邪恶的大魔王闹事，就要请法器收了大魔王的神通。
可是所有人都愿意当海瑞么？不愿意。
这就好像所有人都厌恶走后门找关系来办事，可要办事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关系走后门。
所有人都希望旁人是海瑞，希望所有当官的都是跟包拯一样的青天大老爷，但也希望这个海瑞在自己走后门的时候，离自己远一点好。
理想信念不重要了，初心没那么值钱，这是大明王朝用一道《治安疏》告诉世人的道理。
单凭这几个点，大明王朝不仅是在讲政治，他讲的是社会，讲的是人间。
古代政治剧的核心是皇帝与文官，或者简单说，帝王与臣子。
实际上纵观历史，政治矛盾也基本集中在这一组关系内。
借用一个“改稻为桑”的假故事，揭露一个“治国治官”的真道理。
这也是为什么，海瑞在剧中的形象是难能可贵的，就在于他揭露了“治民先治官”“治官重于治民”的真相，把嘉靖“自诩汉文”的外衣彻底扯了下来。
这一点集中反映在最后一集的“江山之论”上。
海瑞论江山，重在江山的关系上，也就是君民关系，他强调君舟民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而嘉靖论江山，则重在江的分类，论黄河长江，也就是何谓治官，如何治官。
还有一点可以体现的，就是赵贞吉对海瑞的态度。
赵贞吉不喜欢这个下属，根源也在于这里。
海瑞的眼中，是君出于民，无民则无君。
他忠君，是因为只有君才能保国安民。
假如君不报国安民，那就逼着他不忠君。
赵贞吉则不然，民自然要保，但只有先保君，才能保住民。
假如君都没有了，朝廷彻底完蛋了，还靠谁来保民？
简单来说，这就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海瑞认为民贵君轻，民在君前；而赵贞吉认为君本民末，民在君后。
如果要从理论角度来说，就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的“屈民以申君”。
如果要通俗些，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珅与纪晓岚的“救民救官之辩”。
嘉靖是个绝顶聪明而又要面子的人，他精通韩非子的“道法”思想。
如果没有官，那么他这个皇帝是无法治理百姓的。
一个无法治理百姓的皇帝，实际上就不是什么皇帝了。
老祖宗朱重八杀了十万官员，废了丞相，累得死去活来，照样还要开科举选人当官。
因此，嘉靖秉持着“治民先治官”的原则，只有先把官员们玩顺了，才有可能当稳这个皇帝。
毕竟大礼议、杨廷和这些前车之鉴给他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不把官治好，爹妈都认不了。
嘉靖治官从宏观上看，是操纵平衡之术，先让严党与清流斗，严党倒台了再扶持陈洪与清流斗，然后维持平衡。
实际上嘉靖在具体操作上，是“因利势导”的方式。
他要让官员见利而明害，见害而知利。
当官员遇到危险了，要给官员利益使他们敢于直面危险，不使他自己以身犯险。
当官员看到利益了，要用权势使他明白利后面的危害，不使官员得寸进尺。
如此看来，司马迁写《史记》，将老子和韩非列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嘉靖这种“帝王心术”不能放在台面上说，所以他仍旧强调传统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但实际上，早已变成了“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嘉靖对此心安理得，因为自打秦始皇以来，每个皇帝都是这样，只是程度深浅而已。
海瑞看中这点，用《治安疏》一把揭开这种假面目，也揭开了所有官员的假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