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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22日，蒋某人飞抵西安，着手“围剿”陕北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某人拒绝。两**吵一顿，最后不欢而散。
白书杰再次发表通电：“强烈谴责南方政府和蒋某人置民族大义和国家危亡于不顾，肆意挑起内战，彻底违背了全国**，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同样的话说多了，那就没有人相信。
白书杰一改往日的行事风格，连续使用“强烈谴责”这样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人们很快就习惯了他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派。现在已经完全当放屁一样，再也没有“有心人士”劳力费神去猜测了。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某人祝寿，再次当面陈情，劝蒋某人联共抗日，遭蒋某人严词拒绝。
对于张学良提出率兵北上抗日的请求，蒋某人坚决并强令东北军立即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遣散。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某人，请缨抗战，蒋某人看都不看，直接扔进废纸篓里面去了。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某人，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同时向蒋某人面报，自己的部下都要翻天了，现在根本弹压不住，所以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
蒋某人略作犹豫，就同意了张学良的请求，定于一天后赴西安。
1936年12月4日，蒋某人由洛阳到抵西安，就住在华清池。与此同时，蒋某人发布命令，立即抽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
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登门进谏，遭蒋某人拒绝。蒋某人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某人，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某人拒绝，而且把张学良直接轰出了房间。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某人，蒋某人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全国动员令，这一次一定毕其功于一役，要取得彻底成功。
1936年12月11日晚，蒋某人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商谈接下来的剿匪进兵事宜。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一次是铁了心，绝对不和陕北红军作战，始终不接受出兵命令。
蒋某人勃然大怒，就在酒桌上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临阵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是傻子，老蒋的这一次临阵换将如果得逞的话，他们两个人就算走到头了。所谓逼上梁山，迫不得已，说的就是这个时候。
蒋某人自以为权倾天下，没有人敢把他如何。殊不知他蒋某人的天下，根本摇摇欲坠，但他没有丝毫自知自明。
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通报了蒋某人不仅不想抗日，反而准备对东北军、西北军采取措施的决定，同时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杨二人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拿老蒋。老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
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被杀。
当天，张、杨二人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一次中国近代史上的兵谏，因为发生在西安，所以史称为“西安事变”。
这件事情来得及时，白书杰自然高兴不过。
1936年12月3日，他再次发表《声明》：“惊闻西安发生事变，窃以为此事大有转圜之余地。如果势力各方放弃陈见，以民族大义为重，能够秉公而谈，达成抗日之谅解，则中华民族幸甚！”
“何应钦历来狼子野心，已成为卖国急先锋。窃取国民政府名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纯属非法。派遣飞机到西安上空示威，纯属蛊惑民心，制造**！蒋某人虽然举止失当，但还是民国首脑，何应钦私调军队，形同谋反，其心当诛！”
“正告南京朝廷里面的卖国贼：西安之变，自有协商之办法。如果你们胆敢派兵靠近潼关附近五十公里，热河警备司令部即日兴师，讨伐卖国贼何应钦，诛灭所有和小鬼子勾勾搭搭的无耻之徒！此布天下，咸以知闻。”
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