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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纪松龄发挥党组织的力量，要求国、共两党党员，都有义务监督组织所在地区村里的工作，包括村委会和合作社，他创新提出了两党的独立调查员制度，由两党组织，分别选出二十名独立调查员，不定期、不定点单独前往各村调查，若是两边的调查报告不一致，或者调查报告中反映出问题，那么县府的调查组就会直接下去调查，各二十名独立调查员不是长期固定的，每个季度都不一样，调查员并没有额外薪水，不过孙名望认为此事不能因为是两党党员，就变成义务劳动，他通过议会，给予了支持，采取购买独立调查员调查报告的方式，付给调查员一定的报酬，这也开创了蒙疆为文字报告付费的先例。
对于非自耕农，管理的方式就是加强合同制度的推行，大户人家可以看做是一个合作社，虽说没有分红这一说，不过合同上必须明确非自耕农的利益。
针对村里无劳动力的家庭，不管是合作社，还是雇佣村民种地的大户人家，均要缴纳一定比例的费用，该费用由县里专门机构管理，用于村内孤寡老人的赡养，短期无劳动能力妇女儿童的补助等等，孤儿由省府收拢，设置孤儿院，统一管理。
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有过渡衔接的味道，二十年现有土地到期，不管是自耕农，还是大户人家，都将重新缴纳土地费用，到那时，合作社和大户人家都有可能成为新的土地经营公司，继续土地的耕种，也许，那时候已经不是当地人种地了，而是雇佣外地人成为产业工人。
对于县府经营土地，纪松龄也尝试着新的做法，他不再划出土地让参与的农户自己建房，而是拿出县府的部分收益，建设温室时，统一建好住房，以较低的价格，租给参与的农户居住，以避免县府经营土地上，村庄的不断扩大，进而也改善了这些人的住房条件，这样一来，县府经营土地已经开始走向公司化管理。
阳高的做法让察省各县非常感兴趣，各县在县城土地管理上问题都不大，农村确实有些头痛，纪松龄的尝试显然是一条路，这有些苏联集体农庄的味道，但又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就长远来看，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延安也对纪松龄的做法有兴趣，当然也有人质疑，纪松龄管理阳高，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用的全是蒙疆一套，不过延安高层却知道这没那么简单，因为，延安也是试点之地！
薛儒的延安市长一开始当得并不十分顺利，工作不是难点，难的是理念和思想的偏差，同一件事情，结果也是双方都认可的，偏偏执行的时候问题多多，尤其这里是中共高层机关所在地，上级也多入牛毛，往往一句话，就改变了手下人做事的态度。
接手两月，薛儒坐不住了，在和石瑛讨论后，他越过林主席，以延安市长的身份，直接找毛公，希望能够通过这位最高领导者，定出些规矩来。
“主席同志，有些事情我想反映和沟通。”薛儒简单问候后，便开门见山表明来意。
“薛市长，请说。”毛公笑眯眯看着他，薛儒来找，意料之中，不来才奇怪了。
“我首先要声明一点，我并没有对任何同志和首长有看法，只是从工作角度来和主席沟通。”到延安两月，薛儒说话的方式也趋同于延安。
“就是有看法，也但说无妨，薛市长，我真心希望你能帮我们找出问题。”
“管理政府，和管理政党我认为是有区别的，政党更注重思想认识，要求一些想法和精神在政党中成为主要的声音，这一点我是赞同的，蒙疆也在一些方面要求思想上尽可能的统一，否则大家想法不一致，目标不一致，工作就无法开展。”
毛公点头：“是的。”
“但管理政府，就有些不同，政府面对的是人民，需要威信，也要有具体的办事准则，这不仅仅是我们自身的要求，也是让人民能够明白，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毛公看着他：“薛市长的要点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中央高层干涉政事太多。”
“哦？”毛公有些诧异，他印象中，中央好像并无直接干涉薛儒市府之事，“能说说具体的吗？”
“主席有没有注意到，只要主席讲过话，或者召开了什么会议，下面必定组织学习。”
“嗯，有这事，怎么，这干涉到市府工作？”
薛儒点点头：“其实这干涉到包括延安在内的各地工作，主席讲话，只是一种导向，一种思想认识，我认为，这其中并没有要求具体工作怎么做。”
“是的，这是大政方针，不可能有具体要求。”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我认为，主席讲话和会议精神，是党内思想上的要求，可现实的是，我们很多同志，会将其奉为不可逾越的圣旨，在工作中必定要严格服从，而个人理解不同，就直接导致工作中的想法和方式不同，最为关键的是，我相信，主席同志很多话背后并无更深的含义，然而有些同志就偏要从中找出能够和工作直接挂钩的东西来。”薛儒说道。